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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视角上的差别是产生分歧的原因，这种分歧最终引发争论，则是因为位置的不同。在何之前，其实指出应该更重视改革中的公正问题的人不少，但他们的边缘位置无法构成对张及张这些“精英”思想的威胁；而何的《现代化的陷阱》则以其在民间及人文学者中巨大的影响力，对张及张这些精英们构成了巨大的挑战。这才是张一方面将何的书说成不是学术著作，何不是经济学家；另一方面又“花费一个多月的时间”、“与多位学者讨论并获得赞赏”、“再花半年时间做发表的疏通工作”，来主动找何论战的原因之所在。
算不算学术著作？
让张先生自认为最中要害的“批评”，莫过于指出《现代化的陷阱》一书不是学术著作；而这一点也是最让何女士无法接受的一点。
我且先不说我的结论，先搬出经济思想史上的几桩个案：
一是法国经济学家巴师夏。一生除了到死也未完成的《和谐经济论》残篇以外，并没有什么标志性或建构性著作，有的只是为一些报章写的经济时评及讽刺性短文。即使是《和谐经济论》当时也被视为“至多不过仍是戳破他那时代的浮夸之辞”，用张先生的标准衡量，是十足的大众读物。这样一个人物，也能算经济学家吗？的确如此，巴师夏活着时，“在经济学的星座上，他是个微不足道的小角色”（海尔布鲁纳语），以至于巴师夏本人临死前为此忿忿不平，并自认为这个世界应该“为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兼知名作家的逝世而感悲痛”。但时过境迁，一百多年后，法国以及整个西方经济学界终于将其重新发掘出来，承认他是法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共和派与自由派经济学家，其各种文字及《和谐经济论》，一起结集，一版再版，没有人再说它不是学术著作，没有人再说巴师夏不是经济学家。甚至在中国号称自由派的经济学人士，也在知其然或不知其然的状态下，对这个人物毕恭毕敬起来。
二是自由派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与哈耶克。弗里德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因为“在消费分析、货币史和理论等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对稳定政策的复杂性论证”；哈耶克同获此殊荣，则是《货币理论与经济周期》一书。但在经济思想史上，他们最著名的著作却分别是《自由选择》与《通往奴役之路》两书对新自由主义的完整而富有影响的阐发，并使得新自由主义从学术走向民间，成为民众的自觉诉求。不知张先生是否知道，《自由选择》是弗里德曼在一篇电视解说词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而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前言中公开宣称：“这是一本政治书。我不想以社会哲学论文这种更高雅虚妄的名称来称呼它，以此掩饰这一点，尽管我未尝不可以这么做。”如果不是弗里德曼与哈耶克在中国自由派经济学家群中有那么高的声誉，我不知道张先生会不会也说此二人著作不是学术著作，只是大众读物。
三是经济学家科斯。科斯出名之前，他的文章曾被萨缪尔森等人讽之为“散文”，那才真正是“粗劣的观点加上一堆极简单的加法”。科斯反过来斥萨氏：“小时候我就听人说，拙于言的才唱；在经济学界，拙于现代经济学的才偏爱数学。”萨翁又以美国第一个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经济学家的身份断言，制度与产权学派注定了要早死。但令他尴尬无比的是，十几年后，科斯也同荣膺此殊荣；建立在“交易费用”这一中心概念之上的制度与产权学派现在正对主流地位发起冲击。
四是经济思想史学者海尔布鲁纳。尽管《世俗哲人》一书奠定了海尔布鲁纳著名经济思想史学者的地位，但我敢保证，以张先生眼光看来，这部书更算不上学术著作，至多与《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样，是经济学家的传记书。（补问一句，谁说过传记作品就不能算学术著作？这是张先生定的标准吗？）但大概让张先生万万想不到的是，这部书不仅被西方经济学界认同，还成为世界上二十几所大学经济思想史专业的标准教科书。
据我本人接触到的一些今天看来的西方经济学名著，如以张先生眼光看来，也算不得学术著作。配第的《赋税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至多不过是小册子，“资料一大堆外加一些简单粗略的加减法”，而当初这两本书的确是被类似于张先生的人这么批评的。亨利·乔治与霍布森，当时被人目之为“地下经济学派”，他们的书也被拒之于正统经济学门外，也不能算学术著作。甚至马克思的《资本论》，当时也不过是宣传的小册子，在工人阶级而非学术界流布最广，大概在张先生看来，也不是学术著作？
我手头正好有一本中华书局一九八二年版（也是国内最早版）的黄仁宇先生《万历十五年》。如果只看书名，或者草草一看内容，再加之此书特别畅销，张先生也一定认为这是一部畅销书，根本算不上学术著作。巧在张先生这种“独到的眼光”还真与美国某些人“接了轨”。在美国，黄先生这部书出版之初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此一问题。在美国，商业性出版与学术性出版分野十分严格。前者讲经济效益，后者讲学术信誉。如果将一本商业性著作（畅销书）不小心作为学术性著作出版了，出版社与学校的信誉与地位都会受到影响。有些人认为《万历十五年》“提及宫廷生活，妃嫔间恩怨”、“既不像断代史，也不像专业论文，又缺乏分析与解剖，实在是不伦不类”，故一些出版社不敢接收。幸亏耶鲁大学出版社排除成见，答应出版，才使得黄先生这本著作及其“大历史观”得以问世。此后，此书影响一发不可收，已经出版多个英文版本，不仅成为美国若干所大学教科书，而且成为汉学家必读之书。
所以，一部书算否学术著作，在这个多元化的世界上，怕不是可以用一个统一的规范可以衡量的。有些书可能作者在写作时也没有定位为学术著作，但时过境迁，这些书却可能因其充盈着此一时代最有价值的思想而被推上学术著作的位置。你张先生可以凭借自己现在占据的话语霸权地位，凭借自己在经济学界的先入优势，说某部书不是学术著作，某个人不是经济学家，都只是一厢情愿而已。历史的诡谲在于，今天得势者明天不一定得势。多少年后，人们记不住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有一个现在处于精英地位的谁谁，以及他有什么建构性著作，但可能记住了一个重视社会公正问题、从百姓与民间视角审视经济问题的何清涟，以及她的那部“算不上学术著作”的《现代化陷阱》。
是不是经济学家？
还有一个问题，何是不是经济学家。张说何不是经济学家，言下之意是怕舆论将何视为经济学家，或者何自视为经济学家。而何对此说也很敏感。
其实我倒以为，中国一些成熟的媒体对何的定位都很准确：经济学者或人文学者。“者”与“家”一字之差，内在差别却很大。据我理解，学者，就是西方所谓的知识分子。
什么是知识分子？是不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可称为“知识分子”？远非如此。中国与外国在这一点上有相同或相近的看法。为与国内某些精英经济学家的思路合拍，我也不妨先搬搬国外的观点。一是美国著名史学家霍夫斯塔德的观点。霍氏认为，知识分子一方面固然与他们的专业知识或技术知识分不开，但另一方面仅仅具有专业或技术知识却并不足以享有“知识分子”的称号。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有超越职业本身之外的求真精神与节操。这种求真精神与节操会引导他们去关怀文化的基本价值，如理性与公平。西方之所以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认为知识分子是人类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的维护者与促进实现者，最重要的根据就在于此。
另一观点是以色列社会学家康非诺提出来的。他综合各家观点后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具有这些特征：一是对公共利益的一切问题——包括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各方面都抱深切的关怀；二是他们常自觉怀有一种罪恶感，认为国家之事及一切问题的解决都是他们的责任；三是他们倾向于把一切社会问题都看成是道德问题。
霍氏及康氏这些观点与中国传统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看法大抵相近。中国历史上“士”这一阶层与西方所谓“知识分子”阶层基本一致。孔子说：“士志于道。”这里的“道”即基本的社会价值，“士”是这种价值的维护者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