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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你会问，如果我内心里是一个宇宙主义者，那我为什么写这本书呢？答案是，我不是 100％的宇宙主义者。如果我是个纯粹的宇宙主义者，那么我将会安安静静地从事我的人工大脑制造研究，而不会去向公众敲响人工智能问题的警钟。当我临终之时，我会为我被认为是“人工大脑之父”而自豪，但是如果历史谴责我是“大规模死亡之父”的话，那么这个前景真的让我很害怕。我第二任妻子的母亲仍然对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纳粹生活非常后怕。我清楚大屠杀给人类情感上带来的阴影是会伴随人一辈子的。
我写本书的目的是给出一个警告，我认为在宇宙主义者的工作发展到一定程度前，应该给予人类机会去选择停止他们的工作，如果那是大多数人的选择。我应该停止我的人工大脑研制工作吗？答案是否定的。我认为制造近于人类程度的人工智能机器是非常困难的事情，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去解决。在未来30～40年内，
机器人的人工智能将发展得足够高，而变得对人类非常有用。机器人将负责大多数的工作，它们会从事很多枯燥、肮脏和危险的工作。人类将会从这些工作中解脱出来，转而去从事更有回报的工作，去做更有趣的事情。
现在停止人工大脑的研究是很不明智的。然而，当人工大脑真正开始变得聪明起来，并且非常迅速地变得非常聪明以至于（在处于一个“拐点”的时候）成为威胁时，人类就应该准备决定是否继续。在这个关系到整个人类生存与否的问题上做出正确的决定是非常重要的，而对人工智能问题的必要讨论则应该越早越好。在人工智能时代来临之前，应该有足够的时间去理解这个问题的复杂程度。
在公开场合，我是地球主义者，我在试着警告大家。私底下，我又是一个宇宙主义者。就像我在本书中提到的，这个问题困扰着我，让我左右为难。当人工智能的辩论真正开始后，数十亿人将会和我有同样的感受。从地球主义者的视角看，作为一个宇宙主义者就像一个“种族怪物”一样（物种杀手），他会接受人类将被消灭的风险。这是这个形式的固有本质。是否要制造这些人工智能机器只有两个答案—— 制造或者不制造。决定制造它们的同时就是接受它们可能会把我们消灭的风险。另一方面，不去制造它们就是决定不去制造“神”，一种弑杀“神”的行为。从宇宙主义者的观点出发，地球主义者是“弑神怪物”。
之前，有些人认为，通过把人类自己变成人工智能机器，可以化解宇宙主义者和地球主义者之间的冲突。我们可以给人类的头脑等加一些成分，使他们成为“半机器人”（半机器生命体，比如，一部分是人，一部分是机器）。我个人觉得这样的看法很幼稚，除非整个人类向人工智能人的转化是一样的快，然而这显然是不可能发生的。
一颗糖粒大小的人工脑潜在的计算能力可能比人类大脑的计算能力要高几十亿倍。对于地球主义者来说，让这样的一个颗粒融入人脑而使之成为半机器人，是“伪装成人类的人工智能机器”。地球主义者会像对待人工智能机器一样仇恨半机器人，并且会把它们两者都消灭掉。有一个人类的外表，并不会让地球主义者觉得半机器人的威胁会减小。
让我试着用一种更形象的方式来解释地球主义者对半机器人的憎恨，可能女性会比男性更有体会。举个例子，一个刚生了孩子的年轻母亲，决定把自己的孩子变成半机器人。她只需把“一颗糖粒”放在孩子的脑子里，就能把孩子变成人形的人工智能机器。“孩子”将只有万亿分之一思想是人的思维方式，其余的脑容量（也就是大脑的99。999 999 999 9％）都是人工智能机器的思想（无论是什么）。结果，这个母亲“杀死”了她的孩子，因为它再也不是人类了。它只是“伪装成人类的人工智能机器”，是和她不同的。
因此对于我来说，选择半机器人不能解决宇宙主义者/地球主义者的冲突。任何轻举妄动，都可能加剧冲突，因为这会让地球主义者因难以区别人类和半机器人而更加偏执和多疑。
过去的十年里，我一直比较骑墙和中立，一直用“一方面，另一方面”的方式来表达我的观点和解释两种看法，一边支持地球主义者，另一边又青睐宇宙主义者。经过一段时间，我的朋友开始指责我是“伪善者”。“德·加里斯，你指望人类在地球主义者与宇宙主义者之间进行选择，但是你自己都没有这样做。”“很公平，”我想，“那么我就选择吧。”在我内心深处，我是宇宙主义者，我将在讨论宇宙主义者观点的第4章陈述我支持宇宙主义者的感受和论据。在那一章我将说明为什么我和其他宇宙主义者会如此热情地支持制造人工智能机器，我们准备接受人类可能会灭绝的可怕威胁。
在论述地球主义者观点的第5章，我将解释为什么地球主义者会觉得制造人工智能机器是一场灾难。
在本书的第6章，我将展现给大家一个画面，那就是我怎样看待冲突的酝酿和可能产生的后果。
现阶段，你们中的某些人可能很难想象，机器怎么可能比人类更有能力并且聪明几万亿个万亿倍。这看起来简直就像科幻小说，不会被人类认真对待。
这类事情的发生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1933年，一个叫利奥·西拉特的匈牙利裔犹太物理学家，正在伦敦的一个旅馆里读报纸上关于著名新西兰物理学家、原子核发现者卢瑟福爵士演讲的报告。一个参加演讲的新闻记者询问卢瑟福是否相信那一天会到来—— 原子核里释放的不可思议的高能量被用于工业上。卢瑟福的著名回答是“妄想”，也就是“没门”、“不可能”、“废话”。西拉特对此表示怀疑，认为肯定有办法。
当西拉特在伦敦街上漫步的时候，突然产生一个灵感。这年是1933年，发现中子的第二年。他意识到中子是一种非常好的子弹，它不会被原子核的电荷偏转出去，因为根据定义，中子没有电荷，它的名字也是因此而得。
西拉特知道铀是化学元素表里最不稳定的核子。西拉特的办法是用中子轰击铀原子核使它变得不稳定，因此原子核可能会裂变成两个更小的原子核。而原子核越小其包含的中子越少，也就意味着裂变时有些中子会被发散出去从而去轰击其他的铀原子核。
因此，西拉特是世界上第一个想到核链式反应的人。作为一个物理学家和爱因斯坦的同事朋友，他能够计算出，如果发生这样的链式反应大概可以释放多少能量。他知道两个原子核和发散出去的中子的质量之和将会小于原先的铀原子核和中子的质量之和。那么不见的质量跑到哪儿去了？
他知道这些质量将会被转化成巨大的能量释放出去。一个西瓜大小的铀，经过链式反应释放出的能量有多大呢？经过计算，发现这个能量将足以毁掉整座城市。
西拉特是一个犹太人，说德语，他读过希特勒
慕尼黑暴动失败后在监狱里写的书—— Mein Kampf （《我的奋斗》），所以他知道希特勒对犹太人有一个“Endlosung”（“最终解决办法”），那就是，要把犹太人全部消灭。1933年，希特勒掌握了德国的大权。
因此，西拉特不仅是世界上第一个想出核链式反应概念的人，也是第一个害怕希特勒首先“拥有核弹”的人。这个想法使他惊恐万分。德国在20世纪20年代是世界上物理学最先进的国家—— 拥有众多杰出的科学家，如爱因斯坦、普朗克、海森堡，等等。因此，西拉特觉得德国非常有可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拥有核弹的国家。
他跑到美国华盛顿，开始向五角大楼坚持不懈地宣扬自己的观点。五角大楼那些人认为他是疯子。仅仅一颗炸弹就可以摧毁一座城市的概念让他们觉得荒谬之极。在20世纪30年代，威力最大的炸弹仅仅可以炸毁一个大型建筑物。
西拉特志在使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发明出核弹的国家，但这个目标没有实现，所以他改变了策略。他找到当时住在美国的老朋友爱因斯坦。爱因斯坦马上就明白了这个理论，因为是爱因斯坦发现了这个理论的大部分内容，尤其是那个著名的、西拉特用来计算能量的公式E = mc2 。由于爱因斯坦也是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