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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是推敲出来的艺术品，不是他的艺术造诣的成果，越是显得是某种天然生长出来的、某种不是发明出来的而只是发现出来的东西，那么他就写得越是富有魅力，越是带有普遍性。”文学作品借助于情感和想象力潜移默化的作用，用故事征服世界。因此，杰姆逊认为，所有的叙事都包含了意识形态。如果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生产的不是想象力和价值认同，而是变成了“盯关跟”，那么，它就是最大的失败。
一方面，所有的价值观都是历史地形成的，都是特定时空的产物；但是另一方面，所有有生命力的文明都宣称自己的价值观是“普遍的”，“普世的”，“普适的”。我不赞同用消极的“中国国情论”和“亚洲特殊价值论”来拒绝“普世的价值”，而是相反要将自己的价值积极地建构为“普遍的价值”，以自己的价值观去与其他的价值观进行竞争。归根到底，各种价值是互相竞争的。越是具有生命力和生长性的价值，就越是具有凝聚力和结合力，就越是能够引起更多的人响应和共鸣，就越是能够结合和产生更大的“群”。不论是汉唐的中国、罗马帝国、大英帝国，还是现代的美苏帝国，都宣称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它们都认为自己的价值观是全世界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代表了人类普遍的价值理想。共产主义宣称它是普适的，是全人类最高的价值观，是一种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新的价值观。共产主义曾经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吸引了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物，形成了国际性的运动，出现了“红色的30年代”。就像今天的美国输出“民主”，苏联和中国也曾经输出“革命”。因此，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所有文明的发展都具有“帝国”这一潜在的趋势。
马克思主义继承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现代思想文化遗产，这种思想是以“全人类”为地平线，以“人的解放”为主题。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是通过对于自然的征服解放人，这其中典型的代表就是培根的功利主义。这也是培根所说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含义。20世纪殖民地民族主义运动通过首先解放民族而使人获得解放。毛泽东思想认为需要通过阶级的解放才能获得民族和个人的解放。民主成为了一种普遍的价值，成为了现代（民族国家）政治合法性的来源。阿马蒂亚森坚持认为，民主价值观是普适的，如果中国是民主政治，就不会发生1950年代末的大饥荒。
“国家”是19世纪西方列强强加于我们的，民族国家的意识是由于西方的入侵而发生的。在中国，首先有了“国家”的启蒙，然后才有“个人”的启蒙。也就是说，为了“国家”而创造“个人”（国民），“个人”从“家族”中被“解放”出来，最终是为了被组织到更大的结构——“国家”之中去。中国现代价值观的重建是围绕着创造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或者说“救亡”这一基本目标而展开的。为了“国家”这一目的，一切对于传统价值观的反叛都被鼓动起来，孝道、妇道等传统的礼教制度被无情地摧毁，在古代“大逆不道”的事情在现代反而成为了值得自豪的英雄壮举。为了“国家”这一目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发生了全面的崩溃和重建。俗话说，纲举目张，当我们讨论中国现代核心价值观的时候，就必须抓住“现代民族国家”这个纲。20世纪一切价值观都被迫服从现代民族国家的目标，一切价值都被统摄于“民族国家”的目的之下，一切的价值都由“民族国家”重新整理、安排和规划。
当今，我们处于美国所主导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或者说面对一个“帝国化”的过程。帝国并不是穷兵黩武，也不是富甲天下，而是普遍的文明和秩序。用麦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的话来说，“将伦理与法律的契合性和普遍性推到了极致：帝国境内天下太平，帝国保证所有的人得到公正。”“帝国”是一个由“国家”到“天下”的过程。帝国没有边界，它的统治包括了整个“文明的”世界。在帝国化的过程中，现代民族国家的“主权”必然受到挑战，并且必然引起价值观整体性的重建。价值浑沌和多元化或者说“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迷失”是转型期或过渡时代必然的现象。科索沃战争宣示了“人权高于主权”新的价值概念，因此自由派的朋友奔走相告。用他们的话说，如果再发生六四事件，美国的坦克就可以到天安门来保护“人权”了。上海教科书明确地以“文明”来消解民族国家的主体性和对于民族国家的价值认同。是帝国，还是民族国家？这决定了哪一种价值观成为核心的价值观。袁伟时和朱学勤代表了“帝国”的价值认同，他们明确主张消解民族国家的价值认同。潘维和黄纪苏则代表了对于帝国化的抵抗，他们企图维护民族国家的主权和价值认同。
龙应台曾经傲慢地声称，“请用文明来说服我”。龙应台的论述很容易被我们轻忽，其实她的说法极具挑战性，必须被严肃地对待。在今天，我们必须拿出自己的文明、自己的价值观，而不是“空洞”的民族国家或“主权”。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对帝国最有力的抵制，像甘阳所说的那样，就是中国必须重建为文明…国家。随着中国、印度这些古老文明的复兴而形成的新的世界，将可能像“轴心时代”一样，各种文明重新回到自己原来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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