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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也同样适用于我们所知道的绝大多数或全部的人类能力（进行抽象活动的能力、讲合乎语法的语言的能力、创立哲学的能力等等），而且也适用于人在素质上的差异（主动活动或被动活动、mesomorphy or ectomorphy较高或较低的能量水平等等）。至于渴求优异、真、美、合法、质朴的那些超越性需要（314），在我们的文化中，在我们所了解的大多数文化中，把它们说成本质上是坏的、邪恶的或有罪的，这实际上根本就不可能。
因此，关于人性和人类的那些原始材料本身并不能解释在我们的世界中、在人类的历史上和在我们自己的个人性格中显然可见的大量邪恶。诚然，我们有足够的事实把大量所谓的邪恶归咎于身体上的疾病和人格上的缺陷．归咎于人的无知和愚蠢，归咎于人的不成熟，归咎于败坏的杜会机构和江河日下的世风。但是我们却没有足够的事实来肯定到底有多少邪恶可以归到这些因素上去。众所周知，邪恶可以通过健康和治疗，知识和智慧，年龄上和心理上的成熟．良好的政治，经济以及其它健全的社会习俗和体制而逐日减少。但到底减少了多少呢？这些措施能把邪恶减少到零吗？现在确确实实可以保证，我们有足够的知识拒绝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人的本性就其本质而言，从生物学意义上来看主要地和根本上是邪恶、有罪、刻毒、残忍、暴虐、凶狠的。但我们却不敢声称在人的本性中没有一丝一毫趋向邪恶行为的似本能倾向。很清楚，我们对各种情况仍然知之甚少，因而不能随心所欲地作出这样的断言，我们手头至少有些证据是与这种断言互相抵触的。但无论如何，这类情况毫无疑问是完全有可能获得的，而且这些问题也完全能够由一种经过适当扩充的人本主义科学来加以解答（292，376）。
本章试图用经验的方法来讨论这一所谓善与恶的领域中的一个关键问题。虽然我们并不想给出一个定论，但我们提提醒人们注意，我们对于破坏性的认识即使没有达到最后断案的地步，但却有了很大的进展。
来自动物的材料
首先．那种看上去象原发性的进攻性确实可以在一些动物种类那里见到。虽然并不是在所有动物身上，甚至也不是在很多动物身上，但确实在某些动物身上可以看到这种进攻性。有些动物看上去好象是为杀死别的动物而杀死别的动物的，它们好象并不是出于某种明显可见的外在动机而表现出进攻性的。一只狐狸跑到鸡窝里会大开杀戒，它所杀死的鸡是它完全吃不了的，猫追老鼠更是尽人皆知的。牡鹿和其它处于发情期的有蹄动物会主动寻衅斗殴，有时甚至不惜抛弃自己的同伴。许多动物，甚至一屿高等动物，它们一旦步入老年，由于明显的素质方面的原因，会变得愈加恶毒，以前比较温顺的动物这时会不宣而战。在许多不同的动物那里，杀戮都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取食物。
有人曾对实验室的老鼠进行了研究。这一著名的研究表明，在老鼠身上完全有可能培养起野性、进攻性和残暴性，正如人们可以在它们身上培养起解剖学特征一样。至少在老鼠这种动物那里，实施暴虐的倾向有可能是原发性的，由遗传得来的，它对老鼠的行为起着很大的决定作用。在别的动物种类那里也有可能是这样的。人们还普遍发现，野蛮残暴的老鼠与温和柔顺的老鼠比较起来，其肾上腺显然要大得多，这一发现使以上情况显得更为真实可信。当然，遗传学家们也可以朝着相反的方向驯化其它种类的动物，在它们身上培养起温和柔顺的性情，使它们一点也不残暴。正是这样一些例子和观察使我们能够向前一步，接受在所有可能的解释中那种最为简单的一个，这就是，我们在此所讨论的行为都来自特定的动机，而在此之前，这一特殊的行为还是被一种遗传冲动所激发起来的。
但是动物中其它许多表面看来是原发性的暴行，如果进行更加细致的分析的话．并不完全象它们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在动物身上，如同在人身上一样，进攻行为能够通过许多方式，由许多情景激发起来。例如，有一个因素称为领土性（14），我们可以例举在地上筑巢的鸟儿为例来对这一因素进行一番描述。我们可以看到，当一群鸟为自己选择好了繁殖的处所之后，别的鸟儿只要进入这片范围就会遭到进攻。但是这群鸟仅仅进攻那些冒然闯入的不速之客，而不会进攻别的鸟。它们并非见着别的鸟儿就不分青红皂白对其发起进攻，它们仅仅进攻那些不速之客。有些种类的动物见着别的动物就要进攻，甚至连它们的同类也不例外，只要这些动物没有它们这特殊族类的气味和外袁。例如吼猴常常组成一个紧密的群体，任何别的吼猴如果想要加入这一群体，就会遭到声色俱厉的攻击，被毫不留情地驱逐出去。但是如果这只猴子能够磨过足够长的时间，它最终就会成为这一群体中的一员，并且又去进攻那些闯入这一群体中的不建之窘。
通过研究这些高等动物，人们发现进攻行为越来越同统治地位联系在一起。这些研究十分复杂，我们不可能在此详加引证，但我们可以说，这种统治地位，以及时而从它那里发展出来的进攻性，对动物来说确实具有功能的价值或者求生的价值。动物在等级森严的统治集团中的地位取决于它进攻的成功与否，而它在这个集团中的地位又决定着获取食物的多寡、它是否能够获得配偶，以及其它生物方面的满足。实际上，在这些动物身上表现出的所有残暴行为，只有当必须使统治地位合法化的时候，只有当必须在统治地位方面实行一场革命的时候才会发生。这一点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也适用于别的动物种类，我还没有把握。但是我猜想，领土现象、进攻陌生动物的现象、满心嫉妒保护母兽的现象、以及其它常常用本能的进攻和残暴来加以解释的现象，通常都是由争夺统治地位而引起的，而不是由那种为进攻而进攻的特殊动机引起的。这种进攻可以是手段行为而不是目的行为。
通过研究类人猿，人们发现进攻很少是原发性的，更多则是派生性、反应性和功能性的，是对一种动机整体、社会力量整体和直接的情景决定因素所作的合理的、可以理解的反应。象黑猩猩这种在所有动物中与人类关系最近的动物，我们丝毫也不能猜想它的某一行为是为进攻而进攻的，这样的行为绝不存在。这些动物特别是在幼小的时候是如此地可爱，如此地富于合作精神，如此地友好，以至于在某些群体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任何形式的，不瞥是为什么原因而采取的残暴的进攻行为。大猩猩也有类似的地方。
至此，我可以说，关于从动物到人的整个论据确实都必须经常加以怀疑。但是假如我们为了论述起见接受这样的论据的话，那么如果我们把与人类关系最近的动物作为起点开始我们的推论，我们就必须作出如下结论：这些动物的行为与人们通常认为的恰好相反。如果说人有来自动物方面的遗传因素的话，那多半都是来自类人猿的，而类人猿与其说是富于进攻性的，还不如说是富于合作精神的。
这一错误是一般伪科学思维的一个例证，这种伪科学思维可以十分恰当地描绘成不合逻辑的动物中心主义。人们犯这种错误的步骤通常是这样的：首先，他们建立一套理论，或者树立一种偏见，然后再从整个进化领域中选取那种最能说明这一论点的动物；其次，他们故意对所有不适宜于这一理论的动物行为置若罔闻，如果某人想要证明本能的破坏性，他就千力百计要选取狼，而将兔子置诸脑后；第三，他们都忘记丁这样一个事实，即如果一个人对从低级到高级的整个线系等级进行研究，而不是去选取某些他所喜爱的动物种类，那幺他就能够见出明显的发展趋势。例如动物越是向着高等发展，食欲就变得越来越重要，而纯粹的饥饿则变得越来越不重要（302）。而且，动物的可变性也越来越强烈，从受精到成年这段时间也越来越长（当然不排除某些例外），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反射、荷尔蒙和本能变成越来越不重要的决定因素，并且日益被智力、学习和社会的决定作用所取代。
从动物那里获得的证据可以总结如下：第一，从动物到人的讨论从来都是一项细致入微的工作，因此在讨论时必须十分地小心谨慎；第二，原发性的和由遗传得来的趋于破坏性或残暴进攻的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