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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上的特质，例如情绪与思想，都不会产生真正的力量。使用或利用目的物，也不会有真正的力量；我们所使用的，并不是我自己。其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使用它。惟有藉着我们的创造活动，使我们与某件事情（或目的物）发生真正的关系，然后，那些事情（或目的物）才是属于我们的。惟有这些从自发活动产生的特性，才能给自我一种力量，才能构成自我完整的基础。不能自发地作为，不能表达一个人真正的感觉与想法，以及因此而必须做作虚伪，这些都是感到自卑与懦弱的根本致因。也许我们已注意到，也许还未注意到的一件事是，我们最感到羞耻的事莫过于，我们所作所为不是我们自己想做想为的，而最令感到骄傲和快乐的则是，我们的所作所为是发自内心的。
这就是说，关系重要的不在于结果，而在于过程。而在我们的文化中，所强调的正好相反。我们不是为了一种具体的满足感而从事生产，我们是为了达到销售我们的货物这一抽象的目的，而从事生产。我们觉得可以用购买的方式，取得每一物质的，或非物质的事物；因此这些事物虽然属于我们的，却由于并非出于我们自己的任何创造努力而获致的，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关系。我们以同样的态度，把我们的人格特性及我们努力的结果，视作为商品，可以用来换取金钱、名誉及权力。于是现在人们所重视的，不是对创造活动的满足，而是制成的产品的价格。因此，人失去惟一可以给他真正快乐的满足感 —— 即是当时活动的经验 —— 而去追求幻象，可是当他以为捕捉到它时，他便会立即感到失望了。人们把这种幻觉似的快乐，称作为成功。
如果人能藉着自发性活动，来实现他自己，并使自己与世界，建立关系，他便不再是一个孤独的微尘了。他与世界化成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的一部分；他有其适当的地位，因而，他对自己及生命意义的怀疑，也一扫而空。他发现自己是活泼而有创造性个人，也体验到， “ 生命只有一个意义，那就是自发自动地生活。 ”
如果个人克服了对于自己及对于他在生命中之地位的怀疑，如果他在自发的生活过程中的与世界合为一体的话，他便获得了力量与安全。但是，这种安全感与个人未获得自由前的那种安全感不同。这种新的安全感不是依靠个人从外界较高权力所得之保护；也不是除去生命中悲剧成份的那种安全。这种新的安全感是动态的；它不是依靠保护，而是以人的自发活动为根本。这种安全感是人从事自发活动而得到的这种安全惟有自由才能给予，这种自由不需要幻觉，因为它消除了需要幻觉的那些条件。
就实现自我而言，这种积极性的自由意味着，充分地肯定个人的独有特点。人虽然是生而平等，但却也是生而有所不同的。此种差异的本质就是人生而具有的，在心理及智力的本能，他们依赖着这种本能来开始生活，以后他们所遇到的许许多多特殊环境及经验，还会影响到这种本能。每个人的人格的本质就如同两件东西，是绝少相同的。自我的真正发展，永远是依照此一将有的本质而发展的；这是一种有机的成长，是因人而殊的核心的展开。相反地，机械行为的发展则不是一种有机的成长。个人的本质的成长受到了阻碍，硬把虚伪的自我加到自我的上面 —— 换言之，就是接受外在思考及感觉模式。惟有在极端尊重他人及我们自己的特性的情况下，有机的成长才是可能的。这种对自我的独有特性的尊敬与培养，乃是人类文化的最有价值的成就，而现在，就是这种成就处于危险之中。
自我的独有特性与平等的原则，绝没有冲突。人类生而平等的这个命题的涵义是，他们有相同的基本人性，他们都具有人类的基本命运，他们对获得自由与幸福，都具有同样不可让与的权利。这个命题更进一步地表示说，他们的关系是共同负责的联带关系，而不是主从的关系。平等的观念并不是说，所有的人是一样的。这种平等观念是从个人在今日经济活动中所扮演之角色演变出来的。在买者与卖者的关系中，人格的具体差异消失了。在这种情形中，重要的是，某人有东西可出售，以及某人有钱可买这个东西。在经济生活中，人与人没有不同；因此，必须培养每个人独有的特点，才能显示出个人的个性出来。
积极性的自由也含有以下这个原则，即是：在此一独特的个人自我之上，没有更高的权力，人就是他的生活的中心与目的；人类特有个性的成长与实现是惟一的目的，决不可拿其它假定更具尊敬的目的，来取代此一目的。这种说法可能会引起严重的反对。这种说法岂不是主张毫无约束的自我中心主义吗？这岂不是反对为理想而牺牲的观念吗？接受这种说法岂不会导致无政府状态？这些问题都是很重要的，因此，必须加以澄清，以免滋生误解。
主张人除了服从自己外，不应服从任何较高的东西，并不是否认理想的尊严。相反地，这才是最有力地肯定理想，可是，它强迫我们对什么是理想，要做批评性分析。如今。人们普遍地易于假定，理想是任何一种目标，达到这个目标并不计较物质的收获；理想是任何一件事情，一个人可以为了这件事，而牺牲自己的目标。这纯粹是对理想的一种心理观念。从这种主观的看法来看，一个法西斯主义者（他一方面想使自己屈服在一个较高的权力之下，一方面又想统治其他的人）的理想，又和一个想为人类平等与自由而奋斗的人的理想，有什么不同呢？以这种看法做基础，我们永远不能解决关于理想的问题。
我们体验到真正的与虚伪的理想之间的不同。所有真正的理想都有一共同之处： “ 它们表示出于对某件事的欲望，这件事尚未完成，可是，这件事对达到个人成长与幸福的目的，是值得想望的。 ” 我们可能不一定知道，什么合乎这一目的 i就人类发展而言，我们也可能不会对某一理想或其它理想的功能看法一致，但是，这对一种相对主义而言是没有道理的，因为，相对主义认为，我们不能知道，什么可促进生活，什么会阻碍生活。我们不一定能确知，哪一种食物是有益健康的，哪一种食物是对健康无益的，然而，我们却不能肯定地说，我们没有办法辨识毒药。同样地，我们如果想要的话，我们可以知道，什么是对精神生活有害的。我们知道，贫穷、威胁、孤立，对生活是有害的；我们也知道，任何有益于自由，和给予勇气及力量，使人可以实现自我的是对生活有益的。什么对人是有益的，或有害的，并不是形而上学的问题，而是以经验为根据的问题；根据对人性的分析，及对某种环境之于人的影响的分析，便可以解答这个问题。
可是，像法西斯主义之不利于生活的 “ 理想 ” 又怎样呢？人们追求这种错误的理想，与追求真正的理想、其热心的程度是一样的，我们又怎能了解为什么会如此呢？若干心理上的条件，提供了对此问题的答案。被虐待狂的现象可以使我们了解，人可以被弄得想要受苦或屈服于他人。毫无疑问地，受苦、屈服于他人，或自杀是违反生活的积极目标。然而，有人却认为被虐待是愉快的。这种喜欢做对生命有害之事的现象就是病理学上所谓反常现象。许多心理学家曾认为，好逸恶劳是指导人的行为的惟一正确的原则；可是动态心理学则显示出，就人类幸福而言，主观的快乐经验并非一定是衡量某种行为价值的标准。对被虐待狂现象的分析，就是眼前的一个实例。这项分析指示出，快乐的感觉乃是一种病理反常的结果，不见得于人有利。因此，我们可以给真正的理想下一定义：任何可以促进自我生长、自由与幸福的目标就是真正的理想。而那些主观上是快乐的（例如想要屈于他人之下），但实际上对生命是有害的强迫性和非理性的目标，则是虚伪的理想，如果我们接受这个定义，我们即可肯定地认为真正的理想决不是某种高于个人的神秘力量，真正的理想明白地表示出，对自我的无上肯定。凡是与此原则相反的任何理想，都不能称之为理想，而只是一种病态的目标。
现在，我们又遇到另一问题，即是牺牲的问题。我们给自由下的定义，是否就是除了牺牲（包括牺牲生命）以外，不屈服任何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