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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ynd ’ s “ Knowledge
for What？ ”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03）真理被视为一种形而上学的观念，如果有任何人说，想要发掘真理，我们这一时代的 “ 进步的 ” 思想家便会认为他是落伍的。他们宣称，真理是完全主观的事情。科学的努力不可与主观的因素混掺在一起，而且，科学努力的目的是要不含有感情与利益成份地观察这个世界科学家处理事实，就得像外科医生看病人一样，双手干干净净，经过消毒。此种相对主义 —— 或者称之为经验主义，或实证主义 —— 的结果是，思考失去了其基本的刺激因素 —— 即是：思考者的希望与利益（或兴趣）；相反地，思考变成了记载 “ 事实 ” 的机器。事实上，就一般而言，思考是出于想要主宰物质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的，同样地，对真理的渴求也是出于个人及社会团体的利益（或兴趣）与需要。没有了这种兴趣，也就没有了想要追求真理的刺激因素。发现真理常常可增进某些团体的利益，于是，这些团体的若干代表性人物，就成为人类思想的先驱者；此外，还有些团体，则靠着隐蔽真理来增进他们的利益。在后者的这种情形中，利益是对真理有害的。因此，问题不在于是否有利益存在，而在于哪一种利益。作者认为每一个人都会渴望真理，这就是因为，每个人对真理都有某种需要。
此外，还有其它因素，混淆一般成人的创造性思考。对于个人及社会生活的一切基本问题，对于心理上的、经济上的、政治上的、以及道德上的问题，我们的大部分文化所做的一件事，就是使这些问题神秘莫测。例如，我们的文化是推崇专家的文化，认为很多问题太复杂，非普通人能领略得了。其实正好相反，个人与社会生活的许多基本问题是非常简单的，是每个人都可以了解的。把这些问题弄得好像复杂万分，而惟有 “ 专家 ” 才能了解，难免使人们失去相信自己可以思考这些问题的能力。人们面对着一推乱七八糟的资料，觉得一筹莫展，惟有等待专家来处理了。
这种影响，结果是双方面的：一种结果是对说出来的或写出来的任何事情，抱着怀疑和讥诮的态度；另一种结果则是，幼稚地相信权威人士的话。讥诮与天真两者结合为一体，成为标准的现代人的典型。其结果是，使人没勇气自己去思考，自己做决定。
另外一种使人们失去批评性思考能力的方法，则是对世界任何一种事实真相的破坏。事实失去了特性，只具有抽象的，定量的意义；在这方面，无线电广播、电影以及报纸，有破坏性的影响。无线电广播在宣布一个城市受到轰炸，有数百人死亡之后，紧接着便推销肥皂或酒。同一位播音员，以同样迷人而权威性的声调，先报告了政治局势，然后又为肥皂大作广告，试问，人们对他听得到的事情，还会真正关心吗？我们不再感到兴趣，我们的情感，以及我们的批评性判断受到了破坏，最后，我们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情的态度，是漠不关心。以 “ 自由 ” 为名，生命失去了意义，生命不过是由许多零星的、互不相关的事情构成的。人没有了 “ 完整 ” 的感觉。他感到困惑和害怕，只有不停地注意着这些无意义的琐事。
在感觉及思考方面，人们失去了 “ 创造力 ” 。在 “ 意志 ” 的行为方面，人们也失去 “ 创造力 ” 。想领略出这一点是特别困难的；现代人似乎有太多的希望，因此，他的惟一问题似乎是，虽然他知道他要些什么，但是他不能得到它。我们所有的精力都用来想要获得我们所要的，而多数的人从未曾怀疑到这种行为的前提，那就是：他们是否确知他们真正的需要。他们没有停下来想想，他们所追求的目标，是不是他们想要的。在学校时，他们想要好分数，到了社会上，他们要事业成功，赚大钱，有声望，买更好的汽车，到各地观光等等。然而，如果他们能在这种疯狂活动的当儿停下来想一想，他们便会想到这个问题： “ 如果我们真的获得了这项新工作，如果我有了这部比较好的汽车，如果我能去旅行 —— 以后又怎样呢？做到了这些，又有什么用处呢？我是不是真的要这些东西？我是否在追寻某个目标，而这个目标假定会使我快乐，同时，当我一达到这个目标，它会令我困惑？ ” 这些问题是令人害怕的，因为这些问题问到了人们整个活动所依据的根本，人们有种倾向，想要尽快地摆脱这些扰人的问题。他们觉得，这些问题令他们烦恼 —— 于是他们继续追求他们相信是他们自己的目标。
这种情形说明了一项事实 —— 这个事实就是：现代人在幻觉下过活，他以为他知道需要什么，而他实际上想要的，是他以为应该要的东西。其实，我们必须了解的是，知道一个人真正需要什么，并不是件很容易的事，而是件人们必须解决的最困难的问题之一。我们极力设法避免解决这个问题，而接受现成的目标，好像这些目标就是我们自己的。当代人想要达到那些 “ 假定是他的 ” 目标时，他便准备接受若干很大的危险，但是他又深深地害怕冒险，害怕肩起使他自己有自己的目标的这份责任。
人们常误把拼命活动当做有果断行为的证据，虽然，我们知道，这与演员的行为没什么大区别。一个演员在舞台上，可以卖力地扮演他被指派的角色。然而，无论他演得多么卖力，他只不过是扮演一个别人交给他的角色而已。人们难以认清我们的希望，不是真正地属于我们自己的，而是外界加诸于我们的，这种困难与权威及自由的问题，有密切关连。在现代史的过程中，教会的权威由国家的权威取而代之，国家的权威又由良知的权威取而代之，如今，良知的权威又由普通常识及舆论的匿名权威取而代之。因为我们已解脱了较古老且明显的权威形式，我们不晓得，我们已成为一种新的权威的牺牲者。我们已成为机械人，在以为自由意志动物的幻想下生活着。这种幻觉帮助使我们没有发觉到我们的不安全，但是，这正是这种幻觉能给予我们的惟一帮助。本质上，个人的自我已受到削弱，因此他觉得无权
力和极度的不安全，他生活在一个与他已失去关联的世界中，在这个世界里，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都成为工具，他成为他双手建造的机器的一部分。他以为他的思想、感觉、和意志，是属于自己的；在这种过程中，他失去了自我，而一个自由人的真正安全却必须以自我为根据。
自我的丧失已增加了自己与其他人一样的必要性，因为我丧失的结果是对自己身分的深切怀疑。如果我不肯定自己的身分，只能假定自己是什么人，那么 “ 我 ” 是谁呢？我们在前几章中，已看到当中世纪秩序瓦解时，个人如何开始怀疑自己。自笛卡尔起，个人的身分已成为现代哲学的一项主要问题。今天，我们以为，我们就是我们。然而，我们仍然怀疑我们自己，意大利剧作家皮兰 · 得娄（ Luigi
Pirandello，1867 — 1936），在他戏剧中，曾说明了现代人的这种感觉。他提出这个问题： “ 我是谁？我有什么证据来证明，我是我自己，而不是我的肉体的延续？ ” 他的答案与笛卡尔不同。笛卡尔是肯定自我，而他则是否定自我： “ 我没有身分，根本没有我自己，我不过是他人希望我什么的一种反映；我是 ‘ 如同你希望的 ’ 。 ”
自我的丧失使得人们更迫切想要与别人一样；这表示说，惟有一个人能符合他的期望，他就是可以确知他自己的身分；如果我们不能这样地生活，我们不仅会遭到别人的不赞同，和日益地孤立，我们将会失去自我意识，而这对精神的健全是有妨碍的。
靠着符合他人的期望，靠着和他人没有什么不同，一个人就把对自己身分的怀疑压制下去，同时，得到了一种安全感。然而，他所付的代价也是很高的。放弃自发能力与个人的特性，其结果是生命的挫折。就心理的意义而言，生理的机械作用仍然活跃着，而情绪及心智的机械作用则息止了。固然，一个人仍旧生龙活虎地生活着，但是，他的生命则像砂子一样地从他的手上溜走。现代人表面看起来是满足和乐观的，在这表面的背后，他是万分的不愉快；事实上，他濒临绝望的边缘。他拼命地依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