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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无痛苦地意识到，逃避过去是枉然的。我必须习惯为国家安全部的所作所为以及我为之效力的制度的一些阴暗面承担责任，虽然我对这类行为既不知情，也没有同意过。当然，对人群中有人哄我这一点我是有准备的。不过那一天总的感觉是痛快极了。我为自己终于站出来讲出心里话感到如释重负。晚上回家后甜甜地睡了一觉。这是我几周以来睡的第一个好觉。
11月28日，西德总理科尔就德国统一问题提出了一项10点计划。此后，特别是12月4日这一天在莱比锡每个星期一举行的集会上，开始出现零星的呼吁德国统一的标语。然而那一天在东柏林，没有人喊出这样的口号。讲演人和参加集会的群众各自阐述了对祖国未来的不同想法和观点，但大家有一种强烈的同舟共济的感受。今天想来，那一天恐怕是我们憧憬的社会主义理想的末日。此事过去5天后，我在波茨坦的一家作家俱乐部正在参加《三个人》一书的讨论会时，门突然被人撞开，一个小伙子喊道：“边界开放了！”沧桑之变，竟在这一瞬间。一夜之间，我毕生献身的世界土崩瓦解。当天晚上，千家万户的电视机里播放出柏林墙坍塌的画面。这道曾巩固了意识形态对立的混凝土屏障没过多久沦为一块块碎石，被人们当做纪念品收集。从现在起，我不得不去适应一个新的世界。迄今为止，它一直是我的敌人。在这个世界里，我成了一个陌生人，一个来自破灭了的乌托邦的逃难者。
1990年1月15日，一群愤怒的人，其中有些人是有备而来的，冲进我曾服务过的国家安全部内，抢走了里面的档案。这批材料随后落到西德谍报机构手里。其中部分经过精心挑选的内容被泄露给了新闻媒体。由于一般老百姓只听说过米尔克和我，每天针对我的攻击谩骂之声几乎不绝于耳，尤其是在前西德红军派的恐怖分子受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庇护一事上。对于攻击我的人来说，找不到可以证明我个人与红军派成员打过交道的证据无关紧要。凭我在国家安全部里的一个部门干过这一点就足以给我定罪。
夏天，报复空气越来越浓。一项给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谍报人员大赦的法案在波恩议会上受到阻挠，未获通过。我毫不怀疑，1990年10月3日德国统一之日，也是我被捕入狱之时。征求了律师和朋友的意见后，我决定暂时离开德国一段时间，希望能够在国外继续想办法保护我的老部下。他们中最后一批人于1990年4月离开国家安全部。动身前；我给联邦总统魏茨泽克、外交部长根舍及勃兰特分别写了信，表示决不想再次漂泊海外：
德国是我父母的祖国。经历了海外的长期漂泊后，他们在这块土地上找到了自己的事业和追求。柏林的地下长眠着我的父母和弟弟。对我来说，德国是我奋斗过的地方，是我力量的源泉，也是我爱过恋过的地方。我在德国这块土地上既做出过贡献，也有过失误，做过错事。我在写给联邦检察官冯·施塔尔的信中说：．我和东德谍报机构的其他成员参与冷战的方式与其他谍报机构成员没有什么不同。对我们这些人来说，冷战似乎还在继续，非要决出个输赢胜负不可。败者的下场就是受到无情的报复。 我想清楚无误地说明，虽然我可能会暂时离开德国一段时间，一旦得到可以受到公正审判的保障，我会毫不犹豫地返回德国。与此同时，我还把这一决定告诉了克格勃柏林站站长诺维科夫。他微微一笑，说克格勃已经知道西德当局企图以免于起诉我为条件换取我向他们泄露机密，并对我拒绝合作的立场感到欣慰。他没有透露克格勃是怎么知道的。诺维科夫向莫斯科汇报了我们会晤的情况。几天后，我收到他的一个口信，说任何时候我遇到危险都可以找克格勃。
我和诺维科夫一致认为，危急关头我和妻子自己想办法逃离德国，以避免造成苏联人插手的印象。必要时，我可以拨一个秘密电话号码，克格勃会助我们一臂之力。事到如今，这已是我们能够指望的最大协助了。我当时仍心存一线希望，在欧洲避上几个星期的风头后，待德国国内的迫害浪潮平息下来即可回国。
9月28日，距德国统一还有6天，我和安德烈她悄悄打点好行装，动身去奥地利。我们持的是真护照，开的也是自己的车。我可不想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违法行为被人抓住，因此出国旅行从来不持假证件。我们像夏末去山区度假的旅游者一样，驾车驶向德奥边界。边防警察漫不经心地扫了一眼我俩的证件，挥手放行。待车子驶到警察视线之外后我停下车，与安德烈姬紧紧拥抱，好似一对寄宿学校逃学的顽童。
随后的两个月里，我和安德烈哑开车在奥地利乡村转来转去，专拣小旅店或私人出租房间住宿。有时，奥地利左派圈子里的老朋友请我们住在他们家里。我和安德烈娅都没有化装。10月3日我逃离德国的消息传出后，各家报纸的头版经常可以看到我的照片。不消说，旅馆大厅和服务台都摆放着这些报纸。奇怪的是，似乎没人想到我就是这个失踪的“头号通缉犯”。有几次安德烈娅注意到有人仔细打量我，或有人小声惊叹。这种时候，我们便立即转移他处。这段经历极不寻常，既让人提心吊胆，又其乐无穷。说来也怪，我竟有一种返老还童的感觉。不过我深知我俩不可能像美国的邦妮和克莱德这一对年轻罪犯一样永远同警方周旋下去。
我们想再试试能否去以色列，但没有结果。以色列人曾许诺过给我签证，可到了维也纳后又杏无音讯。我不想为了拿到以色列签证在奥地利首都久留，以免引起别人的注意（直到1995年，我才去成以色列。以色列的《晚报》报社邀请我与一批摩萨德的退休官员会面并会见前总理沙米尔）。一天晚上，我和安德烈娅在下榻的一个奥地利村子吃晚饭。望着她那张楚楚动人又忧心忡忡的脸，我意识到眼下只剩下去俄国这一条路了。我当时仍抱有一线希望，戈尔巴乔夫会在他的朋友科尔面前为我们求情。我在奥地利给戈尔巴乔夫写了一封信，但一直没有回音。1990年11月，我翻出逃离德国前克格勃在柏林给我的那个秘密电话号码，拨通了电话。接电话的是个俄国人。我按事先约定好的暗语告诉他，需要克格勃帮助的时刻已经来临。
两天后，一位俄国代理人在匈牙利边界接上我和安德烈娅，开车横穿匈牙利平原。路上休息了一天，我们一行三人开车经乌克兰驶抵莫斯科。虽然浑身精疲力竭，却有如释重负之感。逃亡的日子终于结束了。
抵达莫斯科后，舍巴尔申在位于亚塞涅沃的外国情报局总部设宴为我们接风。宾主共同举杯，庆祝我安然脱险。然而席上的气氛却显得颇为拘谨。主人为我没有得到戈尔巴乔夫更多的帮助感到尴尬。老熟人克留奇科夫没有出面见我，只通过费林和苏共中央向我转达了他的问候。这位克格勃首脑告诫我不要回德国。显然，苏联上层内部对我投奔苏联一事内心不无矛盾。一方面，出于过去的情谊，他们感到向我提供庇护义不容辞。另一方面，又不想张扬此事，以免损害与波恩这一更重要的关系。
一向对我有求必应的莫斯科各部门开始给我吃闭门羹。或者说，按照俄国人的惯常做法，对我的请求不置可否。有生以来我还是头一次在苏联受冷遇。为了写这本书，我需要查阅一些旧日的北约文件。这批文件当初还是我手下的间谍搞到的，并由我转交给莫斯科。到头来这批文件我连个影也没看到。当然，俄国人并没有一口回绝我的请求，只是婉转地告诉我说，“出于技术上的原因”，无法拿到当初我亲手交给莫斯科的这批文件。
逗留苏联期间，我竭力为以前的老部下、间谍和我本人寻求政治和法律上的帮助。此外，还走访了青年时代的老朋友，并为撰写一本烹调书收集俄国菜谱。我儿子萨沙当时由安德烈娅与前夫生的女儿照管。他也不时过来看望我们。
一直到1991年8月，我们在莫斯科过得十分惬意。然而我极其思念在德国的家人和同事，渴望回到他们中间。留在苏联意味着隐姓埋名了此一生，与流亡者没什么两样。入夏，苏共中央邀请我和安德烈妞去黑海海滨雅尔塔专供要人住的一栋别墅度假。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也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度假。这是他作为苏联领导人度过的最后一个假日。正是在这里，一个由部分政治局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