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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蒂勒叛逃后，我只建议撤换他的顶头上司一人。无论是我还是国家安全部部长都没有受到要我们辞职的压力。我们辞职又有什么好处？还不如大家留下来齐心协力找出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的办法。顺便提一下，我觉得中央情报局的人好像从来没有坐下来认真研究过如何亡羊补牢。中央情报局里的有些部门，尤其是主管苏联部门的谍报活动简直让人替他们捏一把汗。倘若霍华德叛逃后中央情报局在其内部进行彻底调查，或许可以早一点发现艾姆斯。
遇到像艾姆斯这样的事曝光，谍报机构如果屈从无知的政客的压力撤换首脑的话，对自己毫无好处。我内心深处一直很同情海伦布罗赫。因为蒂德格的叛逃，他这个西德外国谍报首脑被迫下台。此前任联邦宪法保卫局局长的海轮布罗赫接管外国情报局的时间并不长。他同西德新总理的某些顾问（尤其是金克尔）在一些问题上有分歧。蒂德格事发后，他成了替罪羊。其实问题出在他的前任用人不当，而且情报局内缺乏一项谍报机构应有的严密防范措施。
冷战时期我与美国人是冤家对头，最后竟以与哈撒韦会面这一古怪的结局收场。我任东德外国情报局局长的33年里，美国一直是一个遥远而且充满敌意的国家。我们仿效苏联同事，用“头号敌人”这个词形容美国。在莫斯科眼里，因而也在我们眼里，美国是一切帝国主义邪恶的发源地。但我个人对美国并不怀任何恶意。当然，对麦卡锡参议员的疯狂反共活动以及中央情报局在拉美地区干的坏事，我不仅知道，而且深恶痛绝。不过因为从小在一个开放的国际环境下长大，我没有像许多社会主义者那样患上愚蠢的反美狂热症。我对美国的了解源于羁旅莫斯科时从美国朋友那里听到的情况，在柏林当广播电台记者以及采访纽伦堡审判时的亲身经历，外加每日必读的西方报刊。当然，我是带着厚厚的意识形态滤色镜阅读这类报刊的。我的工作就是驳斥西方报道中的种种政治观点和结论，并尽可能令人信服地为针锋相对的苏联立场辩护。因此我与像菲希尔这样的美国朋友不可避免地产生了隔阂。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他作为艾森豪威尔参谋部的上尉军官常来柏林。我俩重逢后分外高兴。然而双方都有互不信任之感。
我对美国人的政治思想、意图和忧虑的认识主要来自于两位美国人。他们是我吸收的首批美国间谍，始终没有暴露身份。虽然今天这两人已经作古，我仍无意在这里说出他们的真名，权且以化名称呼。一个叫马勒（“画家”），另一个叫克拉维尔（“钢琴勺。两人均出生在德国，年轻时参加过共产主义运动，而且都是犹太人。在纳粹的白色恐怖下，他俩从德国逃到美国，并在这里读完学业。一个成为经济学家，另一个当了律师。由于他们是德育，专业知识又对口，两人双双被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战略情报局录用。50年代初麦卡锡参议员掀起迫害浪潮时，战略情报局被斥为左派知识分子的老窝。不无讽刺的是，斯大林借口菲尔德与战略情报局有染，于1951至1953年期间对捷克、匈牙利和东德几个国家的共产党人进行了血腥的迫害。根据我听到的关于菲尔德的情况，我可以肯定他根本不是什么间谍，而是一位天真的理想主义者，出于帮助反法西斯主义阵线的目的才一直同战略情报局保持联系。不过他的例子表明，斯大林和贝利亚以他为借口在东欧国家搞清洗的翻云覆雨的手段是多么的卑鄙无耻。
在这种气氛下，我们的许多谍报官员都不敢沾美国人的边儿，担心日后会落个误入美国人圈套的罪名。可我们迫切需要了解美国人的想法。通过马勒早年在纳粹德国上学时的一位同学，我们与这位经济学家搭上了线。他俩同是一个犹太人抵抗团体的成员，曾策划过在一次纳粹展览会上搞爆炸。该团体的大部分成员被逮捕，其中35人被杀害。马勒设法逃到美国。他的朋友被关进了集中营，侥幸活了下来，如今是东德金融部门的一位高级官员。通过他，我们结识了马勒。当初是想利用马勒在战略情报局工作时建立起的老关系。
结果发现，马勒在美国的路子更广。这些关系对我们一样有用。他思想深刻，有独立见解，仍视自己为共产党人。华盛顿不少身居要职的人都是他的朋友。应我们的请求，他带着一封杜勒斯的介绍信径直到美国驻西德大使馆登门拜访大使和驻柏林的美国使团长。最有价值的是，他向我们介绍了当时任西德德意志内部关系部长（即与东德打交道）的莱麦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他是外国报社驻柏林的记者）与一些谍报机构的关系，从位于法国和瑞士境内的谍报机构一直到俄国谍报机构。我从来没有拿莱麦尔这方面的材料做过文章。不过在我保险柜里有一份他签过字的与克格勃合作的保证书。马勒很有钱，从来不要我们付给他工作报酬，只肯接受我们报销他用于工作的开支。他把这项工作比喻为暴露西方的阴暗面。
马勒主要搜集欧洲地区的情报。克拉维尔虽然派驻德国，却对美国国内谍报机构的情况十分熟悉。他是一个逃到美国的学法律出身的德国人。起初他在美国当律师，后来加入了战略情报局。目睹西德境内的纳粹战犯逍遥法外，他内心愤愤不平，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历史学家透露了他了解到的内幕。我们答应永远对他妻子保密后，他才同意为我们工作。他的妻子是西德人，用他的话说，与东德不共戴天。克拉维尔并不拒绝我们给他钱，而且用这笔钱在瑞士建了一栋房子，准备退休后住。纽伦堡审判期间，他是检察官的助手之一，为起诉德国钢铁大王克虏伯的案子做准备。当年希特勒在政治上的崛起正是靠了克虏伯雄厚财力的支持。战时纳粹战争机器也是因克虏伯的支持才得以运转。克拉维尔担心纳粹主义在西德悄然复活，所以答应帮助我们。看到昔日的纳粹分子战后纷纷回到司法、产业和金融部门官复原职，他感到忿然。
克拉维尔的犹太血统对他的政治观点起了决定性的影响。他将审判克虏伯一案以及以色列审判艾希曼一案的全部经过整理成一份厚厚的材料交给了我。从他身上我第一次看到了父亲的影子。父亲当年从人道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深受自己是一名犹太血统的德国人的影响。克拉维尔还是大名鼎鼎的记者李普曼的朋友。李普曼与肯尼迪家族关系密切。肯尼迪与赫鲁晓夫举行首脑会议前，李普曼和克拉维尔聊天时告诉他，肯尼迪准备在这次会议上持强硬立场。克拉维尔把这一情况告诉了我们。我们又转告了莫斯科。至于是否对这次会谈产生了影响，我不得而知。在这次首脑会议上，结果赫鲁晓夫的态度比美国人还要强硬，令肯尼迪猝不及防。
我极为重视从外国记者和专栏作家那里得到的消息。他们常常比西方外交官消息更灵通，观点也不那么僵硬。过去几十年里，我们曾试过在英美记者中发展耳目，可一直没有得手。为我们做事的都是德国记者，而且大多来自不甚重要的报社（我们觉得直接在东德的记者中发展间谍不妥。不过东德通讯社和各家报社在国外的分社社长一般需要同我们驻外使馆中的谍报人员通报情况）。我不像反谍报机构的首脑，并不反感外国记者在我国各地跑来跑去。我觉得，早期搞的那一套骚扰外国记者的做法弊多利少。这批外国记者很有可能个个是间谍。我们应当设法用假情报迷惑他们，牵着他们的鼻子走，而不是把他们气跑。
70年代初东德在国际上获得承认后，直接了解美国的情况比过去容易了一些。在我们的协助下，柏林的洪堡大学和外交学院分别设立了美国研究系和美国室，其负责人均听从国家安全部的领导。不过我们深知美英两国反谍报机构（分别为联邦调查局和军事谍报5处）的厉害，向这些国家派遣间谍时格外谨慎小心。
就谍报价值而言，我们把英国划为二类国家。主管英国的处同时还兼管法国和瑞典。我们有几名特工通过西德在爱丁堡的领事处成功地混入英国。爱丁堡的领事处比西德驻伦敦大使馆审查得松。不过鉴于我国政府希望与伦敦搞好关系，尤其是考虑到我们与美国的关系极易受到超级大国政治的左右，这些非法谍报人员很少有人长期潜伏在英国。国际大赦组织是我们渗透的目标之一。米尔克认为它是一个搞颠覆活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