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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主动找到敌方谍报机构要求当间谍的人）不同，写这封匿名信的人准确地使用了我们内部的通讯地址。这表明他对东德情报局的内部结构很熟悉。
信封里夹有一张20元的西德马克。显然，此人意在把这张钞票上的号码作为今后与他联络的密码。匿名者自我介绍说，他是一个熟知西德谍报工作内情的专家，愿意向我们提供这方面的情报。条件是一次性付给他15万西德马克，外加相当于现在西德情报局付给他的月薪的两倍的月酬。这封信是用很大的大写字母写成的。为了吊吊我们的胃口，他还透露说，西德方面正预谋把施蒂勒在科技部的上司施特罗伊贝尔拉下水。
这封信出自何人笔下，我们茫然无知。东德驻波恩大使馆外面的监测器只留下了一个镜头。一个把自己包得严严的人往信箱里投了一封信。虽然正值夏天，此人的帽檐却压得低低的，一条围巾遮住了半个脸。我们掌握的唯一线索就是匿名人那相当有力的方方正正的大写字母的手迹。
最后查明笔迹来自何人完全是运气。我们情报局与西德谍报机构长期以来一直在一场错综复杂的游戏里周旋。在其中扮演主角的是我们在西德的一名化名为维兰德的间谍。他的真实姓名是约阿希姆·莫伊茨海姆。
莫伊茨海姆以前是耶稣会的学生。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被苏军俘虏。1979年起在科隆一带为我们搜集情报并试图在位于科隆的西德反谍报机构总部里发展一个关系。此人叫卡罗勒斯，在总部里负责一台叫纳迪斯的计算机。该电脑里储存有一个花名册，列出哪些人可以参加机密工作，哪些人不能以及他们的人事档案。莫伊茨海姆请卡罗勒斯帮美国人查一个人，答应事后给他1000马克作为报酬。卡罗勒斯觉得此事蹊跷，因为他知道中央情报局可以直接通过纳迪斯电脑查人，于是向上级检举了莫伊茨海姆。
西德反谍报机构里还有两个人知道莫伊茨海姆的行动。一个是聪明过人的高级官员克劳斯·库龙，另一个是担任反谍报机构安全保卫处处长的汉斯·蒂德格。两人专门负责肃清科隆反谍报机构里的东德特务。蒂德格和库龙邀莫伊茨海姆到一家饭店会面，然后亮出他们掌握的莫伊茨海姆试图发展卡罗勒斯的证据，并威胁说，如果不同意为西德当双重间谍就要判他长期徒刑。莫伊茨海姆被逼就范。由于担心我们会很快察觉，西德一开始不想让莫伊茨海姆向我们提供假情报，而是给了他有关800多名西德人的内容丰富的秘密材料。其中包括西德反谍报机构有可能发展的对象以及同时参与几项国防项目的人员名单。这是西德人的一大失误。我们因此受益匪浅。
莫伊茨海姆每个月拿着西德付给他的2000马克工资，内心却仍隐约有身在曹营心在汉之感。他告诉我OJ，蒂德格和库龙想把他变成西德间谍，并表示愿意为我们当三重间谍。他帮我们辨认出，信封上的大写字母正是主管他的库龙的笔迹。
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局面，需要绝对的谨慎。任何一个谍报首脑与双重间谍打交道时（更不用说三重间谍了）一向慎之又慎。如果某人叛变过，人们不难推测他还有可能再次叛变。我们跟西德谍报人员玩的这场游戏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莫伊茨海姆向西德反谍报机构内主管他的官员假称他在东柏林与我手下的人秘密接头，然后再把这一切汇报给我们。与此同时，我们要这位三重间谍从西德反谍报机构的心脏向我们提供真正的情报，探明商界里我们怀疑与西德谍报机构有染的人的虚实以及西德谍报机构怀疑是我方间谍的人的背景。由于我们本不该知道科隆的西德反谍报机构已了解莫伊茨海姆作为一个三重间谍与我们之间的真实关系，西德方面不得不让莫伊茨海姆向我们提供一些真实情报，以免受到我们的怀疑。否则，他们可能会担心，我们开始怀疑莫伊茨海姆是否已被西德发展为双重间谍。可我们不可能回回知道西德通过科隆计算机向我们提供的情报中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在这个真真假假的世界里，莫伊茨海姆从前在耶稣会受的教育倒是派上了用场。
西德反谍报机构则急于通过我们向莫伊茨海姆提出的问题判断我们对他们到底了解多少。为了使莫伊茨海姆不至于引起我们的怀疑，西德经他手提供了大量情报。有些是我们早已知道的，但其中也混杂一些不为我们所知的珍品。眼下，两个敌对的谍报机构之间的这场斗智一波三折之外又起一波。主管莫伊茨海姆的西德谍报官员库龙也想为东德干！这种情况即使是在云诡波诡的谍报这一行里也不多见。
库龙是条大鱼。他在反谍报机构的心脏部门工作，深受上级信任。打入这种要害部门是每个谍报机构梦寐以求的事。倘若可以把库龙拉过来，就可以掌握西德对我方谍报活动的了解程度，并据此改进我方的防范措施。这好比是破坏了西德反谍报机构的中枢免疫系统，堪称成就之最。但在一个充斥着双重间谍和三重间谍的世界里，我们必须确保，库龙投上门来这一举动本身不是一个圈套。
事先约好的时间一到，库龙分秒不差地按密码号码拨通了给我们的电话。我们跟他见了面，并派人从房顶上偷偷录下整个会面的情景。如果日后发现这是西德人精心设置的圈套，我们可以拿出库龙先找到我们的证据。库龙与莫伊茨海姆打交道时化名克卢格（德语里意为“机灵鬼”）。名如其人，库龙不愧是条老狐狸。
时隔不久他转告我们，说不想操之过急。随后沉寂了一段时间。直到1982年，他才同意在维也纳与我们见面。以后每次与他联系均使用最初他寄来的那张钞票上的数码．只不过重新排列组合一下而已。考虑到他是西德情报局里的高级官员，我们把与他联络的风险减少到最小程度。每次他想找我们时，可以使用几个电话号码中的一个。通过收听短波广播，他记下一串串密码数字，然后再从中对出钞票上的数码。任何其他人几乎不可能破译这套联络办法。虽然库龙已同意接头，那个周末我仍然坐卧不安，等待来自维也纳的消息。库龙迈出与我们合作的最后几步之前，仍不能排除这是一场阴谋。我们为这次会面做了精心的安排。第9处副处长（该处的工作包括分析西德反谍报机构的活动）卡尔·格罗俾曼带一位年轻助手去奥地利。与此同时，又分出一支人马，由9处的第二把手内尔斯带一位充当联络员的下级官员去维也纳，暗中观察这场交易。相比之下，描写维也纳扑朔迷离的间谍世界的著名小说《第三个人》里的情节简直不算什么。
会面地点定在维也纳的舍恩布鲁恩公园的入口处。哈布斯堡王朝时期，这里曾演出过一幕幕的阴谋与爱情。我们的人分头来到公园。每个人都仔细观察了四周，确保没有受到监视。格罗斯曼在公园对面的一家咖啡馆落了座。
约好的时间刚到，体格健壮，身板笔直的库龙跃入了他的眼帘。与此同时，内尔斯也走向公园大门。这两个来自敌对谍报机构的陌生人擦肩而过时彼此热情打招呼，好像是一对老熟人似的，随后消失在皇宫的花园中。看到自己的猎物安全抵达，格罗斯曼钻进一辆出租车，赶到约会地点与库龙和那个联络员会合。三个人来到一家僻静的餐馆。库龙坐定后，绷紧的神经开始放松。
他向我们的人诉说了自己的不得志，对自己的叛变行为丝毫不感到难为情。像他这样自觉怀才不遇的人，任何政府部门里都可以找到。库龙出身贫寒，没有上过大学，在西德情报局里温到这个地步完全凭个人的勤奋。所有的同事对他的出色业绩都很钦佩。然而没有大学学历意味着失去了进一步晋升的机会。靠这份48000马克（当时约合25000美元）的年薪可以过得相当不错，但决谈不上奢华。他深知，现在挣的这份工资已经到头了，以后不可能再涨。
“这件事折磨了我很久，”他说。“谁都知道我工作出色。可我在事业上却不会有任何新的发展。”稍顿，又不无怨文地轻声说：“西德自称这里人人享有自由和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平等机会。我不这么认为。甭管我工作多玩命，到头来仍是个卖苦力的。而有的人本事虽不大，靠老子的钱读完大学后一来到情报局马上前途似锦，不管干好还是干坏。我实在受够了。”
库龙最关心的是他的4个儿子将来是否上得起大学，因为他出不起政府奖学金外的那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