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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这位衣冠楚楚的小伙子这番话，不禁大惊失色。
当天晚上，施蒂勒就被送往普拉赫。我真想变成一只小飞虫钉在墙上，目睹他怎么当着西德人的面打开塞得满满的公文箱。那里面全是从科技部保险柜里窃出的文件。惟一让我聊以自慰的是，尽管施蒂勒能量不小，他终究不过是一个中级官员。借助我一手建立起来的保密制度可以断定，除了直接归他掌管的7个间谍外，他并不知道其他间谍的身份。然而他从保险柜里带走的文件会给西德反谍报机构提供一些线索，危及另外的20到25名间谍。我们只好忍痛割爱，将这些人除名。
眼下当务之急是通知与施蒂勒接头的耳目和间谍。核反应堆专家科珀和妻子危急关头镇定自若，得以脱险。警察来到他位于汉堡市的家，敲门问他是不是科珀时，他告诉警察敲错门了，那位先生住在楼上两层。他和妻子随后抓起几件衣服溜出家门直奔波恩，躲进苏联大使馆。苏联人后来把夫妇两人偷偷送出西德。西德反谍报人员接着遇到一件令他们困惑的事。科珀是个铁路迷，平时收集了10余个国家的大量火车时刻表。更麻烦的是，他家里的地上还有长长的一列火车模型。西德特工不厌其烦地把火车车厢…一拆开检查，看是否能从中得到什么线索，但一无所获。日后，为了奖励我们这位暴露了身份的间谍，我吩咐手下的人在西德拍卖这列火车模型时将其买下，寄给科珀（米尔克听说后吃惊不已，认为表达这种哥们义气毫无必要）。科珀在他面积小得多的东柏林新家里重新装好这列小火车。新家虽小，日子过得却很舒心。
施蒂勒负责联系的另一位耳目，在卡尔斯鲁厄核反应堆工作的菲勒的遭遇更加惊险。他接到我们打来的报警电话时，已在家中被捕。车到警察局后，几个警察押他从停车场去警察局的路上，其中一人在结了冰的路上滑了一跤，头重重地磕到地上。菲勒撒腿就跑，甩掉了尾随在后的另一个警察，人不知鬼不觉地溜进威斯巴登市内的苏联军事代表团驻地。苏联人随后把他送到东柏林。菲勒过不惯东德的生活。两年后，他设法与西德的反谍报机构接上了头，在他们的协助下又一次逃回西德。撤回的间谍如果日子过得不开心，我们一般都知道，也会猜到他可能想再次逃回西德。但在菲勒一事上，我们决定让他走好了。他回到东德的时间不长，西德从他身上反正榨不出多少油水。可在这种事上谁也无法保证会受到宽大处理。施蒂勒手下的另一位间谍，在汉诺威一家核研究中心里工作的地球物理学家劳法伊森接到我们通知后逃到东柏林。1981年，他想再次逃回西德，在匈牙利边境试图进入奥地利时被捕。这一次上面指示要拿他开刀，杀一儆百。虽然他曾是东德的间谍，却因在东德从事间谍活动被判无期徒刑。
我觉得很对不起劳法伊森。他为我们情报局效力长达20年之久。我试过把他交换给西德或是减免他的刑期，但没有成功。1987年，他在狱中病逝，成了施蒂勒叛逃一案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变幻无常的司法制度的牺牲品。施蒂勒叛逃后，我方渴望复仇的愿望极其强烈。结果本来应该由施蒂勒受的罪，劳法伊森代他受了。
由于施蒂勒的叛逃，我们的对手西德谍报机构还有一个无形然而却是极其重要的收获：终于知道了我长得什么模样。施蒂勒逃跑前我任外国情报局局长已达20年之久，但西德没有一个人搞到过我的照片。为此，我有了“隐面人”的美称。其实西德联邦情报局有我一张照片，只不过他们不知道罢了。一次我去瑞典会见西德社会民主党内一位很有发展前途的耳目克雷默博士时，西德人趁我不备偷拍下了这张照片。为了在中立国领土上见克雷默，1978年夏天我来到瑞典。我们经常利用瑞典、芬兰和奥地利这样的国家安排秘密见面。这次来瑞典一是为了见克雷默，二是想借机从总部溜出来，和妻子一道去外国换换环境。此外，还有一个理由。我此行的真正目的是见隐藏在北约总部内的一个间谍。
我们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为这次重要会晤保密上。也许是这一缘故，任务完成后，轮到见克雷默时，我们的警惕性有所放松。没想到这下害了克雷默。这些表面上中立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有一种悠然自得的气氛。它们的反谍报机构好像也不那么过度热心。但我心里清楚，它们和西德是一家。我前往坐落在斯德哥尔摩西面的宏伟的格里普斯霍尔姆城堡与手下的人会合。定在这里碰头是因为我们可以不引人注目地融入游客的人流中。事后我想起曾注意到停车场有一对老年夫妇坐在车里。车子挂的是西德的牌照，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可值得怀疑的地方。我继续去城堡见我手下的人。他们告诉我说，已安排好我在斯德哥尔摩见克雷默。
约定见面的时间还未到。为了消磨时间，我一人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闲逛。一对情绪激动的夫妇，也许是匈牙利人，跑到我跟前比划着告诉我，有人偷偷拍我的照片。我心里沉了一下，可觉得此事与停车场的那对老年夫妇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干是仍按原定计划，在当地民主德国大使馆为来访官员准备的下榻之处会见了克雷默。 我们这次错就错在选择了从瑞典最北部的港口城市卡琅尔入境。根据我们一贯的谨慎做法，间谍避免直接从自己的国家去接头地点所在国见人。为此，我们先去芬兰，然后转道去瑞典。从芬兰进入瑞典无需出示护照，我们入境时也是一样，这样就避免了留下任何记录。船到港后，东德大使馆内情报局的人前来接我。瑞典反谍报机构原来也没闲着。他们把我们租的这辆车的牌照输入电脑，然后一路跟踪我们到斯德哥尔摩。
我们在当地的人为我的到来精心布置住房的举动一定引起了瑞典人对来自东德的不速之客的注意。他们把这一情况转告给了西德谍报机构的同事。我一踏上瑞典的领土，即被罩在两国谍报机构编织的大网之下。西德人员带着这张在斯德哥尔摩偷拍下的我的照片返回西德。然而没人能猜出这个神秘的东德人到底是谁。
西德把我的这张照片和拍摄的其他难辨身份的嫌疑分子的模糊不清的照片封存在一个小盒子里。施蒂勒逃到西德后，西德谍报人员像以往那样，把所有这些照片摆在他的面前，让他辨认。他一眼就认出了我。从那一天起，西德新闻界再报道我时，终于可以附上我本人的照片了。
敌人知道我方谍报首脑长什么模样本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收获。然而知道我的相貌对西德却颇有稗益。它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环绕我们情报局和我个人的神话。从今以后，我不再是一个隐面间谍，而是一个肉眼凡胎的普通人。由于克雷默的被捕，加之我的身份也已暴露，我们不得不十分惋惜地中止了与北约组织内的那个耳目的接触。这本来是我们这次瑞典之行的真正目的。断了这条线才是施蒂勒叛逃给我们造成的最痛心的损失。
施蒂勒叛逃后，他的西德主子把他借给中央情报局两年。据我所知，美国人把他藏在芝加哥。他不失时机地抓紧机会学习英语，并拿了一个金融方面的专业证书。他这号人在任何社会制度下都不会穷困潦倒。返回西德后，他改名换姓在法兰克福市的一家银行上班。我们很快即通过秘密渠道了解到以上情况。一位特工甚至搞到了他的住址，并表示如有重赏他可以把施蒂勒带到边境。米尔克马上把我召到他的办公室，粗鲁地问：“那个乌龟王八蛋施蒂勒，难道就没法子把他弄回来？”他的意思我一清二楚。他是指采用50年代双方互相绑架对方情报人员的惊险离奇的手段。可如今已是实行东方政策和缓和的80年代，政治上不允许再这样蛮干。部长大人只好作罢，气鼓鼓地听任施蒂勒逍遥自在下去，在法兰克福经营自己生意兴隆的公司。施蒂勒叛逃是我一生中几次重大挫折之一。他在这次事件中是惟一的赢家。
好在突发事件并不总是灾难。1981年初夏的一个早晨，东德驻波恩大使馆的邮箱里躺着一个大信封。里面夹有一封写给外国情报局第9处处长的信。负责渗透西德情报机构的第9处是情报局内第二大处，仅次于科技部，也是最忙的处之一。我与这个处的感情也最深。和大多数投上门来的人（指主动找到敌方谍报机构要求当间谍的人）不同，写这封匿名信的人准确地使用了我们内部的通讯地址。这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