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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挛颐�10余名间谍被捕。1961年，负责渗透西德境内的美国组织的官员沃尔特·格拉斯叛逃。我们的一些谍报活动为此夭折。两人均定居西德，不时应西德谍报机构的请求为他们出谋划策。）
情况十万火急。我们立即采取了一切应急措施，向施蒂勒分管的西德境内的间谍和耳目发出警报，指示他们果在家里，销毁一切对他们不利的文件。与此同时，我们局的分析员仔细核对档案，查明施蒂勒带走了哪些文件。这是一场比速度的竞赛。西德谍报机构动手捕人之前，我们必须尽快通知处境危险的人。
我们很快查明，施蒂勒带走了载有告密者名单的材料。其中包括供整个科技部参考的关系名单、一些间谍和耳目最近提供的情报摘要以及他们的化名。单凭这些，还不足以知道这些间谍和耳目的身份和工作地点。然而西德的反谍报机构可以通过这批材料更好地判断一些怀疑对象是否是我们的人。坦率地说，施蒂勒这家伙确实胆子不小，叛逃前做了精心的准备。带走这批告密者的档案材料无疑是为了逃到西柏林后可以给对方献上一份见面礼。显然，他是铁了心地要跑，不惜冒被抓住后处死的风险。这说明他要么早已被敌人收买，要么打算叛变投敌。
就在我觉得昏天黑地之时，专线电话机响了。另一端的米尔克惊慌失措地告诉我，保险柜里装有他讲话稿和指示的几个纸箱也不见了。他平时讲话喋喋不休，不得要领。丢失这批材料无非是让人有点难堪，根本算不上什么天塌地陷的事。可部长大人不这么认为。他在热线上喋喋不休说个没完，不肯放下电话。“那些坏蛋都拿到关于我的什么材料了？”他翻来覆去地咆哮着。“真他妈的乱到家了！以后干脆邀请敌人出席我们的会议算了！你们这帮人真让我倒胃口！”
我真想对他吼上几句，可还是紧咬嘴唇，压下了怒火。他耍孩子脾气耍惯了，我听任他把火发泄完。随后从另一处档案部门复印了一套他的讲话稿，派人送去。里面夹了一张便条：“随函附上落入敌手的您签署过的文件。”这使他有机会在我们的对手西德谍报机构兴高采烈地通过新闻界将这批材料公之于众之前有个思想准备。
为了理解施蒂勒的叛逃对我们的打击有多么沉重，有必要了解一下当时科技情报工作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所占的分量。科技部成立于50年代，最初建制很小，主要负责追踪西德在核武器技术方面的最新进展情况。几位西德高级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出于对西德重整军备的忧虑转告我们说，西德境内正在建造的核电站中，燃烧剂和分离同位素的加工厂可以很快转于军事用途。
东德与西德之间已经在核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攻汗战。重整军备有可能延伸到生产核武器的任何苗头都令公众惶恐不安。跟踪西德暗中发展核技术的活动已经让我们忙个不停。它提取钚的技术突飞猛进。同时，战后西德新一代企业家加快了与一些暗中想成为核大国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如巴西、阿根廷、利比亚、巴基斯坦和南非。
核技术在东德同样属于敏感问题。我国并没有在苏联的核能计划之外另起炉灶。战后，苏联严密控制了东德铀矿的生产，一直到1990年东德垮台，德国统一后才结束了这种控制。总部位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南部的AG公司名义上是一家德苏合资企业，其实是苏军控制下的一个独立王国。德方的经理、工程师和科学家均为苏军工作。所有其他的德苏联合企业均交还给了东德，惟独这家企业苏联一直不肯撒手。加上苏联人出于自己的军事需要掠夺东德的宝贵资源，开采铀矿因而在东德成为政治上最敏感的课题。
我国能源供应本来就很紧张，加之政府财政上又十分拮据，因此不时有人呼吁制定我们自己的核能发展计划。这一要求得到了诸如核科学家福克斯等人士的支持。福克斯因把西方制造原子弹的秘密透露给莫斯科而被英国人判刑坐牢。出狱后来到德累斯顿定居。福克斯认为，苏联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耍滑头，用低价购买东德的铀。我感觉实际情况很可能正像他所说的那样。我们情报局于是夹在了中间，左右为难。一方面，我们将搞到手的大部分科技情报转给了苏联人。另一方面，东德的科学家又提出，只有我们自己大力发展科技，才有可能与西德竞争。东德领导人对不同类型的反应堆的评估越来越感兴趣。我们局的科技部为此亟待搞到这方面的情报。与此同时，又不能走露半点风声，让苏联人知道我们有这种想法。
我找到科技部主任魏贝格，请他指点一下搜集这方面的情报应从何处下手。此公是个十足的学者。国家安全部内大部分高级官员都是战前参加过地下工作的老一代共产党人，个个有着不平凡的经历。魏贝格在他们中间显得不是一路人。他惟一的政治经历就是作为一名酷爱自行车运动的选手参加过红色体育运动。机关里盛行的等级之风对他丝毫没有影响。他拒绝享受职务带来的种种特权，坚持每天骑一辆旧自行车上下班，为此成了机关里中高级官员的笑柄。他们喜欢在自己的上司面前炫耀自己开的进口车，如德国的大众，法国的雪铁龙和美国的福特。
魏贝格非要把有关核电站的所有已知细节从头到尾讲个明白，不管我听得懂还是听不懂。平时各处处长向我汇报时都是简明扼要。可魏贝格惯于长篇大论地做报告。我只好洗耳恭听，上了一堂研究生水平的应用物理课。魏贝格力主采用西德正在建造的快中子增殖反应堆。当时我们用的是苏联的核反应堆。魏贝格对这种类型的反应堆隐含的危险看得很清楚。“要建反应堆就得选最新型的，沃尔夫同志，”他对我说。“你能不能告诉他们（指政治局），这关系到我们的未来？”
东德的核能发展计划始终未上马。我们情报局得以松了一口气。主要原因是费用太昂贵。同时东德领导人也担心与莫斯科闹翻。这件事过去几年后，西德由于无法解决冷却钠的难题，也放弃了快中子增殖反应堆技术。我上的那堂核科学速成课给我带来的惟一好处是，我在莫斯科的同事中间出了点名，成了无所不通的人。既精通谍报工作，又懂科学。一次访问距伏尔加河畔列宁诞生地乌里扬诺夫斯克不远的核研究中心时，我借助从魏贝格那儿学到的知识，问了几个内行人问的问题。该中心的人向莫斯科的克格勃同事汇报时，对我掌握的关于这一课题的知识大为吃惊，称赞不已。
60年代中期，东德在技术革新这一更广阔的领域上明显落伍于西德。西德在研究和开发上投入数百万元的经费。而我国领导人除偶尔因一时兴起对某个偏爱的项目关怀一下外，对科技战线经费捉襟见肘的现象并不重视。有限的经费转用于满足消费者的需要，以避免公众骚乱。
一次，我同牢骚满腹的科学界里的熟人交谈后，忽然萌生了一个念头。我们的间谍既然可以渗透到波恩政界和北约总部里面，为什么不能搞到工业机密呢？虽然搜集政治情报是我的拿手好戏，也是我的兴趣所在，我对科技部的潜力却越来越入迷。家里的人开玩笑说，童年时期我憧憬在苏联学习航空工程学的梦，现在终于有个机会圆了。我仍然订阅所有能订到的航空杂志，不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西方国家的。
我看到，由于西方禁止向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出口技术，加上东德科学技术人员出国机会有限，我们在化学工程、微机械学、机械工程和光学领域的一批出色的科学家在高科技领域辛苦的结果等于重新发明轮子。我琢磨着，通过非法手段设法搞到西方的最新研究成果会对我们大有裨益。此外，如果我们能在减少本国工业部门的亏空方面助一臂之力的话，也许国家领导人会更重视我们谍报机构。
不用说，我们局当时这方面的人才远远不够。我与情报局的一些高级官员讨论了这一想法。大家一致认为，当务之急是在科技专业的学生中间招一批人。施蒂勒就是首批加入国家安全部的学生之一。
当时他是莱比锡市卡尔·马克思大学里的一名成绩出色的物理专业学生。我们在当地的征聘人员看中了他。通过了当地政府的政审后，施蒂勒来到东柏林，在一份文件上签了字，保证今后在国家安全部的岗位上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他还仿照年轻时读过的描写共产党人的惊险小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