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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身，希望进来的是克里斯特尔或皮埃尔，那个早熟的孩子。他所了解的父亲只是个假象。真正的父亲却是一个兼有双重身份的人。然而当他明白这一切的时候，隔阂已经铸成。间谍活动毁了不少人的生活，尤其是孩子。这些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所受到的伤害更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然而克里斯特尔和皮埃尔都没有露面。两人拒绝出席葬礼。旧日深深的创伤难以在纪尧姆去世前弥合。刚刚走进来的人是纪尧姆的第二个妻子埃尔克，我们挑选照顾他的那位女护士，也是他余生所爱的人。她默默地坐着，对人们好奇的目光视而不见，沉浸在对她所爱的那个人的回忆里。对她来说，他不是什么赫赫有名，抑或臭名昭著的大间谍纪尧姆，而是一个领取养老金的人，一个眼看自己熟悉并为之献身的制度分崩离析，试图找回人生意义的老人。我和埃尔克一起走了出来，来到无人照看的墓地，看着棺木徐徐沉入穴中。按照共产党人的传统习惯，我将一支红玫瑰投入墓穴。
第十章 背叛这剂毒药
背信弃义绝非像我们希望的那样只是偶尔发生的事。日常生活中，亲朋好友常令我们失望。工作单位里，亲密的同事因为利害冲突或反目为仇，或暗射冷箭。这是生活中丑恶然而却是可以预料的一面。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背叛祖国是一种公民所不齿的行为，无论他们对自己生活在其中的制度持何种看法。我跟形形色色的叛徒打过交道。他们背叛祖国的动机从崇高到卑鄙，前面讲述过的男男女女也不例外。他们或出于意识形态、经济或政治动机，或纯粹出于个人目的向外国出卖机密情报。
有一类背叛尤其令人骨寒齿冷，特别值得研究。这就是身为一国谍报人员而向外国谍报机构出卖秘密的叛徒。有些人以为，干谍报这一行的人平时对同事就没有什么信义可言。一朝自己内部出了叛徒，也不会大惊小怪。其实不然。背叛对任何一国谍报机构来说都是一剂毒药。而防毒疫苗的效力却十分有限。
一个谍报机构的心理文化与一个氏族或部落的文化相仿。所有成员为了某个宏大目标或出于一种认同感凝聚成一个整体，不管这种认同感是意识形态上的还是其他方面的。一旦他们中间出现缝隙，猜疑的毒水就会渗透进来。潜伏在敌国的间谍，即使自己的工作与叛逃者毫无关系，下次走近秘密投递点（秘密投递或接受信件、口信或微型胶卷的地点）时，或是通过收音机收听总部发来的密码指示时，也会心有余悸，战战兢兢。一次重大叛逃事件发生后，征募新成员也变得极为困难。
背叛事件对于谍报机构的头头来说后果同样严重。一旦出了事，谍报机构马上成了本国政治家注意的目标。例如，艾姆斯一案曝光后引发的地震几乎使中央情报局完全陷入瘫痪。谍报机构的一员叛逃时，背叛的不仅仅是他认识的男男女女，而是这一谍报机构的所有成员。当然，有各种办法可以尽量缩小这种风险。比如，可以在单位内创造一种浓厚的战友般的气氛，一种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互助协作精神。要么是利用童年时结下的友谊，无论是源于共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信仰，还是小时侯在一起长大的经历。任何想叛逃的谍报人员会觉得这样做无异于背叛自己。中央情报局由大量来自美国东海岸各州的白人所主宰也好，英国谍报机构内的牛津和剑桥小圈子也好，苏联谍报机构内子承父业的现象也好，均是防范背叛的手段。
由于叛逃后果极其严重，稍有可疑迹象就要认真对待，绝不可掉以轻心。我从来没幻想过，我手下的人个个都不食人间烟火。不过我跟东欧国家的谍报机构打交道时认识到，谍报首脑极不情愿承认他们内部可能埋有定时炸弹。
社会主义各国的谍报机构中，彼此关系最难处的当属东德和波兰。不管波兰共产党人对莫斯科和它的盟国多么忠心耿耿，欧洲历史上波兰人对德国以及俄国强权的憎恶注定了两国关系不可能没有伤痕。我们与波兰同事的合作既需要娴熟的谍报工作技巧，又需要高超的外交手腕。
一次，我从隐藏在西德谍报机构里的一名鼹鼠那儿获悉，波兰内政部的一个高级官员向波恩驻华沙大使馆解码处的一位官员表示愿意为西德当间谍。我决定微服私访，亲自向波兰同事通报这一消息。波兰国家安全部副部长什拉赫齐茨早就请我去波兰国家安全部专用的上西里西亚动物保护区共度周末，一起狩猎。我于是借此机会前往。我俩在夜幕的掩护下，躲在树丛中等待公野猪出现时，我告诉了他这个消息。我们一致认为，最佳办法是私下跟他手下的反谍报机构的首脑一起设一个圈套。由我手下的人扮成西德特工诱他到某地接头，然后把他当场抓获。
见到波兰反谍报首脑时，我才发现，什拉赫齐茨为了向我显示他多么重视这件事，还邀请了一些高级官员与会，协助我们制定具体方案。不消说，厨师多了反倒毁了一锅汤。我们设了一个圈套，然后在预先定好的接头地点一家花店守株待兔。可他人未露面。下一次约会他又没有上钩。显然，波兰国家安全部内有人走漏了风声。后来听说这个怀有二心的波兰叛徒改投英国人。我无意从头到尾再走一遭，把这案子交给波兰人自己去处理了。
我从来没觉得，我们情报局固若金汤。通过早期的叛变事件我已经领悟到，我手下的人并不比其他谍报机构里的人圣洁。但我认为，把我们连接在一起的共同信仰具有极大的凝聚力。战后两个德国的谍报机构都面临一项艰巨任务：在其成员中树立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和集体荣誉感，从而最大限度地缩小内部变节的风险。这方面我们做的比西德人好一些。西德一直把谍报机构看做是文职政府部门的一部分，不像我们那样，培养谍报人员彼此以战友相待。考虑到谍报工作的危险，引入战友意识十分恰当。
每一次叛变都有前因后果，给人的教训也各不相同。对我打击最大的一次叛变发生在1979年。当时正值冷战时期，欧洲紧张局势达到高峰。叛逃的人是情报局内最秘密、也是最卓有成效的处之…科技部下面B处的一名军官。
1979年1月19日是我的生日。那一天我正在卡尔·马克思城与当地的谍报首脑开会。会议刚开始，就有电话找我。打电话的是我的一位副手。电话里明显可以听出他声音的紧张。“科技部有人跑了，”他半句废话都没有。我听后一怔，随口骂出一串儿脏话。我想，世界上任何一国的谍报首脑遇到这种事八成也会作出同样的反应。“头儿，还有更糟的呢，”电话另一端的人接着说。“保险柜打开了。有些文件已不见。而且边界特别通行证也他妈的没了。”他指的是每个处的工作人员需要去柏林主要边防站弗里德里克大街边防站办事时用的通行证。每个处只有一个。东德边防军允许持这一证件的人到该边防站西德那一边。
就在两天前，我还按老习惯在新年之初给我们局的负责官员讲了一次话。“同志们，我们要时刻牢记，敌人钻入我们的心脏才是最最致命的。”当时我这样讲不过是想引起大家的警惕，不料居然被我言中。我深为震惊。尤其令我痛心的是，此事发生在科技部。我一向认为，如果我们在科技领域落在西德后面，谍报工作再出色也是白搭，因此平时对该部的工作特别关心。
询问边防军后才知道，使用这张通行证的时间是头一天晚上9点30分。等到有人觉察时，叛逃者早走了12个小时了。叛逃的时机是深思熟虑过的，一个冬天的假日周末。位于诺曼大街上的戒备森严的情报局总部里，工作人员忙成一团，急着查看B处人员的休假安排，然后一一给他们家里打电话，辨明哪些人正在休假，哪个人是叛徒。
他们拟了一个可疑者名单。3小时后，我返回东柏林时，已真相大白。叛逃的是负责核物理、化学和细菌学的第1分处的施蒂勒大尉。他是该处最精明强干的官员之一，为人随和，富于自信，叛逃前刚刚被任命为该处的党委第一书记。通常只有特别可靠的人才能担任这一职位。毫无疑问，施蒂勒的叛逃是过去几十年里最严重的一起叛逃事件。（1959年，主管从基督教民主联盟人士那里刺探情报的马克斯·海姆少校叛逃，导致我们10余名间谍被捕。1961年，负责渗透西德境内的美国组织的官员沃尔特·格拉斯叛逃。我们的一些谍报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