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姿态。这个女秘书听说纪尧姆国间谍罪被逮捕后，自杀身亡。
纪尧姆被关在科隆的监狱候审。身陷囹圄外加监狱的严酷环境折磨着他。但我们这位暴露了的间谍被关押期间拒绝了西德方面的一切诱惑，不肯为了求得从轻发落出卖其他同事，以实际行动弥补了自己的过失。
纪尧姆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我们自己难道没有错误吗？我们难道不是忽视了最初觉察到的他们夫妇受到监视的迹象了吗？间谍引起的恐慌中，真正的间谍和无辜的人不分青红皂白都受到监视是常有的事。有时让人觉得，波恩市的一半人都在监视另一半人。在纪尧姆一事上，盯梢人的笨手笨脚麻痹了我们。但我们受骗的最主要原因是纪尧姆继续留在勃兰特身边。我们觉得，让一个已知的间谍长时间留在一位国家领导人的内圈里简直不可思议。在这一点上，勃兰特和我有同感。他在回忆录里抱怨没有将纪尧姆从他身边调开，并辛辣地说：“联邦总理不但没有受到保护，反而成了自己国家情报机构的诱饵。”
我和手下的同事犯的错误属于另一种性质。分析纪尧姆夫妇面临的危险时，我们完全忽视了15年前给纪尧姆发报的内容。当时已知它们早被西德破译，可把这件事忘到了脑后。等到西德方面着手调查时，才醒悟到昔日发报内容的致命之处。经过长达几个月的审判后，位于杜塞尔多夫的高级法院判纪尧姆夫妇有罪。克里斯特尔被判8年徒刑，纪尧姆13年。换了其他国家，这一判决可能显得很轻。但在德国，这已属重刑（考虑到两个德国之间互相刺探情报比较容易引人上钩而且频繁，德国对间谍的判刑一般很短）。受审期间，这对夫妇自始至终没向外界流露出两人关系破裂的任何迹象。西德方面若是知道这一情况，很有可能会借此对俩人进行分化打击，套取口供。
纪尧姆的儿子皮埃尔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弄懵了。他的父亲急得几乎精神失常，频频给我写信，恳求我照顾好这个孩子，教育他成为无愧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公民。说来容易，做到这一点可就不那么简单了。为了照顾好这孩子，我手下的人忙得团团转，恨不得单为他设一个处。当然，这不是孩子的错。他以前生长的环境与东德截然不同。西德社会蔑视权威，鼓励个人通过服饰、言语和行为表达自己的个性。谢天谢地，这股风没有刮过柏林墙。东德的中小学校仍然保留了昔日普鲁士讲究秩序的遗风。我们设法找到一所最适合皮埃尔的学校。该校女校长已习惯于跟东德惯坏了的高干子弟打交道。我们还跟几位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的积极分子和选自安全部门认为可靠的家庭的自愿者打了招呼，让他们主动跟皮埃尔交朋友。可这一切毫无结果。皮埃尔根本不去上课。偶尔去学校，也是捣乱生事，不好好听讲。之后不久，他表示想回波恩。我们听后大惊失色。他的女朋友家在波恩。她父亲是保守党人，在内政部工作。每次皮埃尔去西德监狱探望父亲，我们都担心他会一去不复返。
为了留住他，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皮埃尔对摄影发生了兴趣。我们局为他买了最新的摄影器材，还安排他在一家最好的彩色杂志社实习。慢慢地，他交上了一位信仰社会主义的东德姑娘。她父亲是情报局的军官。我们不禁如释重负。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大约一年后，他俩双双申请移民西德。我们苦口婆心地劝告，两人仍然执意要走。既然留不住，我们尽快为他俩办好了出境手续，在边界与他们挥手告别。为了不对纪尧姆食言，我使尽了浑身的解数。纪尧姆听到这个消息后极其失望。许多年后，这对父子才弥合了过去的裂痕。
我们转告纪尧姆，让他在狱中安静等待。我们正在积极争取与西德在幕后达成交易，用被我们关押的西德间谍换回他。然而1974年勃兰特被迫辞职后，迅速换回纪尧姆夫妇的前景日益渺茫。勃兰特的继任人施密特坚持纪尧姆必须服满刑，“一天也不能少”。这一案子成了政治足球，不仅涉及两个德国，连华盛顿和莫斯科也卷了进来。正在狱中的苏联犹太人持不同政见者夏兰斯基也成了交换纪尧姆的潜在人选。提出的交换方案换了一个又一个。时间一年年过去了，纪尧姆的释放仍然杏无音讯。我们的年轻间谍的士气不禁受到影响。全力营救被捕的间谍不仅从道义上讲义不容辞，也是使目前或将来执行危险使命的间谍放心的一种重要手段。
1981年3月，在一次牵扯到数名间谍的交换中，克里斯特尔获释。此时距纪尧姆服满刑还剩8年。这次出狱的一名西德人指责波恩政府没有尽力营救被东德关押的间谍。幕后的交易随后加快了步伐。当年秋天，纪尧姆终于出狱。
一个灰蒙蒙的10月的日子里，纪尧姆回到了25年前为了祖国利益而离别的家乡。我安排在乡间一处秘密地点为他举行欢迎会。为了使纪尧姆感到回家的温暖，我们派原来主管他这一摊的官员专程去边界接他，直接把他带到欢迎会场。纪尧姆身穿一身狱方临别时送给他的不合身的普通西装，还没有完全从重获自由的惊喜中醒过来。我们把他回国的经过拍成一部纪录片，起名叫《凯旋而归》，作为训练课目的一项内容。我知道，纪尧姆对拖至今日才得以出狱仍心存怨气，所以竭力想让他清楚地感受到，我们把他视为英雄。
多年的狱中生活，加上对家人的思念使他看上去面色苍白虚弱。我祝贺他说：“欢迎你回来，京特。一切终于过去了。”他答复说：“谢谢你们为我做的一切。”我马上指出，应当感谢的是他而不是我们。接下来大家没完没了地彼此感谢来感谢去。
纪尧姆瞥见自己的妻子正等在一边。尽管此前两人的婚姻已近破裂，而且很快再次陷入危机，两人同时扑向对方，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我们给他俩安排了一处舒适的住宅，让他们独处几天，处理好自己的关系。克里斯特尔已经告诉过我，她不想再回到纪尧姆的身边。纪尧姆知道后深受刺激。在狱中度过的漫漫长夜里，他曾满怀希望能与克里斯特尔破镜重圆。
虽然纪尧姆情绪低落，身体欠佳，他的期望却很高。他可能觉得自己会被任命为我的副手，时不时地从走廊对面的办公室到我屋里小坐，为指挥潜伏在西德的间谍出谋划策。可他脱离这一行时间太久了。我记得问过给他治过多种疾病的医生，应该怎么安排他才好。这位医生曾给国家领导人中的几个老人看过病，对他们的能力有清楚的认识。他是个相当幽默的人。当我叹口气说，惟一能让纪尧姆满意的是安排他进政治局时，他回答说：“多一个少一个反正都一样。”
遇到这种情况，身边有个女伴很有帮助。我们于是给纪尧姆派了一名讨人喜欢的中年护士，表面理由是随时观察他的肾和心血管系统是否正常，其实也是想试试他俩是否能产生感情。这一着还真灵。两人很快结了婚，在东柏林郊外的一所舒适房子里安了家。这所房子是为了奖励他为祖国作出的贡献提供给他的。
研究纪尧姆的西德人士认为，他是一个性格分裂的人。人们似乎很难理解，像纪尧姆这样的人居然可以同时为两个如此水火不容的主人服务，而心理上又悠然自得。为了完成赋予他的使命，一名间谍改头换面后必须牢记当初引导他投身这一行的信念。纪尧姆成功地潜伏到勃兰特的身边，完成了我们交给他的任务。但这并不妨碍他尊敬勃兰特的为人以及他的领导才干和成就。在制定东方政策过程中，纪尧姆坚信他在这一位置上为加深两个德国之间的理解做出了贡献。
纪尧姆被捕后不久，勃兰特于1974年5月4日宣布辞职。我始终认为，纪尧姆事件不是他辞职的原因，而只是一个借口。勃兰特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提到，身边亲信里混入一个敌方间谍本不应成为他辞职的主要因素。依我个人之见，导致勃兰特下台的根源是社会民主党的内部矛盾以及该党领导层面临的信任危机。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社民党内的三足鼎立的尴尬局面。勃兰特是一足；当时任社民党议会党团主席的赫伯特·魏纳是另一足；财政部长、后来接替勃兰特任总理的施密特是第三足。纪尧姆提供的情报清楚地表明，勃兰特内阁内的政敌已经对他虎视眈眈，用心之险丝毫不亚于我们从东柏林派去的间谍。其中最大的敌手无疑首推魏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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