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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对我们的间谍来说，这意味着他们是我们这个大集体中的一员。假如我们在这些事上不这么认真，西德恐怕永远也发现不了纪尧姆。
1957年，西德截获了发给一个代号为G的间谍的几份电文。第一份祝贺G的生日。另一份是祝贺G的妻子的生日。最后一份说：“祝贺第二个男人。”16年后，在科隆的那家餐厅，始终换而不舍地研究收信人不明的电文的那位西德官员听了同事的介绍后，猛然想起有一个代号叫G的间谍一直没有破获。此人50年代末开始活动，与社会民主党有联系，而且还收到东德头头们的祝贺电文，显然不是什么等闲之辈。
监听无线电通讯的这位官员找出档案，查到了这几份吊人胃口的电文。那份用隐晦语言提到第二个男人的电文最令他头疼。其实这份电文是祝贺纪尧姆夫妇第一个，也是惟…一个儿子皮埃尔的出生。两人为了搞清第二个男人指的是谁冥思苦想了好一阵子，直到其中一人想到，它可能指新出生的男孩。他俩仔细查阅了涉及其他案情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人事档案。查到格罗诺一案时，果然看到了纪尧姆的名字。即使到了这一步，纪尧姆仍有一线生机。后来我从西德反谍报机构里的头号鼹鼠库龙那里得知，西德的分析人员否决了G可能就是纪尧姆的说法。理由是他只有一个儿子，而根据电文，新生儿是第二个儿子。直到有人恍然大悟，亦或是一个老实巴交过日子的人指出，通常父亲在一个家庭中被看做是第一个男人，长子自然是第二个男人了。
下一步是决定如何搜集证明纪尧姆是间谍的确凿证据，同时避免使西方利益进一步遭到损害。西德反谍报机构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立即动手搜集证据，尽快完成侦查。再一个是稳住纪尧姆，监视他与什么人联系。他们选择了第二种办法。为了不引起纪尧姆的疑心，先把克里斯特尔置于监视之下。他们正确地推断，纪尧姆与东德之间的联系是通过她进行的。只要捕捉到她把情报交给东德联络员的镜头，自然铁证如山。
迄今为止，一切无可指摘。而后发生的事使人不禁怀疑，是不是所有的西德政治家都替勃兰特着想。1973年5月29日，西德反谍报机构的首脑诺劳向内政部长根舍汇报了纪尧姆一案。后来这两个人在西德议会成立的一个调查委员会上作证时，对诺劳的汇报内容各执一词。根舍和他的办公室主任金克尔日后历任情报局长、司法部长、根舍退休后又任外交部长一口咬定，诺劳只说纪尧姆可疑，并没有详细解释反谍报机构搜集到的任何证据。根舍把这次谈话内容向勃兰特作了汇报，并转达了反谍报机构的建议，暂不惊动纪尧姆，对他进行严密监视。可他反映以上情况时，显然轻描淡写，并未引起勃兰特的重视。诺劳直到去世前一直坚持说，他曾发出过强烈的警告。不过最终他还是引咎辞职。内政部长和国内反谍报机构首脑作证时各执一词引起人们的纷纷猜测，根舍是否有意对他所掌握的纪尧姆一案的情况的重要性轻描淡写，期待这一灾难给勃兰特造成最大的政治影响，如同实际发生的那样。
到底应该怎么解释这一切？第一种说法是，野心勃勃的根舍看到勃兰特的政府遇到麻烦开始打起自由民主党的小算盘，转而支持基督教民主联盟。他已经开始与科尔碰头会晤。也许是这样。但姑且假定根舍和诺劳出于破案的需要命令部下暂时按兵不动，等待纪尧姆自我暴露，然后掌握确凿证据。如果是后一种情况，根本不应当让纪尧姆继续留在勃兰特身边这个敏感的位置上担任他的助手。我如果是勃兰特的话，首先会对根舍大发雷霆。
事实上，从西德反谍报机构告诉根舍他们正在监视纪尧姆，一直到他被捕的那一天，除了已有的证据外，半点新证据也没找到。整整一年，纪尧姆继续可以看到绝密文件。此案的知情人对西德总理身边有一个间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他接触他们本应保护的国家机密。虽然埋下干柴的是我们，划着火柴点燃了这场将勃兰特烧得通体鳞伤的大火的却是其他人，包括根舍和金克尔。而且火起之后，他们不是急于灭火，而是隔岸观火。
纪尧姆被捕后，根舍在议会上声称，挖出了整整一个间谍集团。为了掩饰自己在这件事中扮演的可疑角色，根舍用心可谓良苦。只有这样说，才能解释为什么迟迟没有逮捕纪尧姆。我现在已没有任何隐瞒的动机，在此可以声明，所谓的间谍集团纯系子虚乌有。纪尧姆夫妇是一对独往独来的间谍。
收到克里斯特尔的报警后，我们指示她和纪尧姆停止一切秘密活动。为什么没有马上把他们撤回东德？无疑，这是我们的一步失着。除了疏忽大意外，还有其他的原因。我曾反复思考过要不要撤回纪尧姆夫妇。鉴于监视克里斯特尔的手法十分拙劣，我们误以为西德方面眼下并没有对她丈夫起疑心。莱贝尔现在已任国防部长，并建议克里斯特尔到他的办公室任助手。我们知道为此她会受到严格的安全审查，因此把她受到监视当成莱贝尔调她去他的办公室工作的结果。最后我们让纪尧姆夫妇自己根据情况随机应变。如果他们觉得处境危险的话，可以马上溜回东德。俩人都认为没有这个必要。
于是我们商定偃旗息鼓一段时间。这时我向米尔克作了汇报。前面已说过，我与他的关系很一般。为了不让人插手我主管的部门，重要的间谍均由我直接抓。只有当我们的计划有可能危及国家领导人时，我才征求上司的同意。鉴于纪尧姆的位置政治上极其敏感，通报国家安全部部长显然是明智之举。米尔克同意，现在最好是坐以待观。我觉得他不太可能把这件事告诉昂纳克或其他人。
一连几个月毫无动静。1974年2月，纪尧姆夫妇建议恢复秘密工作。我主张再冷却一段时间，等到秋天再说。
当年4月，纪尧姆在法国南部度假时，第一次觉察到受到盯梢。他的后面跟了整整一串法国和西德密探的车子。但他开车穿过巴黎和比利时返回西德时，尾随的车子不见了。此乃天赐良机。他凭着直觉和受过的训练本应意识到，此时不逃，更待何时？！此刻主动权仍操在他的手里。
纪尧姆夫妇于1974年4月24日被捕的消息传出后，我大吃一惊。在机场候机时听到这一消息的勃兰特也是一样。当时他刚结束对埃及的访问，正在返回西德的途中。纪尧姆落网时的表现可谓大义凛然，不过却不是我们期待手下的间谍在这种情况下应作出的反应。西德警方凌晨来到纪尧姆家，向他出示逮捕证时，他大叫：“我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一名公民和军官，对我放尊重点！”
这句话的后果是灾难性的，等于还未听到自己的罪名是什么就供认了有罪。有了这句话，西德反谍报机构和刑事部门得以避免因缺少确凿证据而可能引起的尴尬。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百思不得其解。1981年纪尧姆回到东德后，经上面同意开始撰写回忆录。他在书中解释说，当时是凌晨，儿子又在场，所以才有那样的反应。自不待言，皮埃尔在纪尧姆的生活中举足轻重。当父亲的不得不对儿子隐瞒自己的真正信仰和从事的工作，这对于他是一件痛苦的事。皮埃尔这时已长大，是社会民主党左翼的一名青年社会主义者。他把父亲视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叛徒。纪尧姆内心深处渴望告诉儿子：“我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人！”有一次我曾同纪尧姆谈过被捕的可能，并告诫他一定要“镇定自若”。也许在凌晨睡眼惺松中，在皮埃尔惊奇的目光下，纪尧姆才乱了方寸。
然而无论怎么解释，这种行为也不可原谅。一名间谍随时要有被捕的思想准备。这方面我们对特工人员进行过严格的训练。一旦被捕，他们应该根据西德的法律告诉对方自己的姓名、住址和出生年月，然后要求与东德驻波恩的外交使团取得联系。除此之外，什么也不说。东德使团然后会请一名有经验的律师。如果严格遵守这条纪律的话，证明有罪的责任完全在西德一方。
有一件事我们一直保密至今。早在纪尧姆被捕之前，他与克里斯特尔的婚姻已濒于破裂。他有一个情妇。为了不牵连她，他从法国南部赶回西德，把自己的东西搬出她家。这是一步严重失着，也是对这个女人做出的徒劳无益的姿态。这个女秘书听说纪尧姆国间谍罪被逮捕后，自杀身亡。
纪尧姆被关在科隆的监狱候审。身陷囹圄外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