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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毫不奇怪，勃兰特总理在挪威度假期间收到的有关外交政策的电文大部分都是涉及北约内部对《大西洋宣言》展开的讨论。当时有关这一宣言的谈判正处在关键时刻。纪尧姆负责跟踪来往电传，并为勃兰特准备每天早上他与报纸一起看的文件摘要。一个电视台的摄影小组来到勃兰特总理位于哈马尔不远的度假胜地拍纪录片。摄影师把镜头对准了站在解码机旁阅读刚刚收到的一份电传的纪尧姆，做梦也不会想到对面这个人是个王牌间谍。这段时间纪尧姆共复印了3份极其重要的电文。
第一份是尼克松用英文写给勃兰特的信，时间是1973年7月3日。信中他请勃兰特和美国一道对法国人施压，迫使他们签署《宣言》。信上盖有“私人函件”的戳记，并有尼克松的亲笔落款。第二份是西德驻美大使对西德和美国之间秘密会谈的详细汇报。西德外长谢尔在会谈中告诉基辛格和尼克松，这一宣言是尼克松计算好的一着棋，想在欧安会谈判之前加强美国的谈判地位。他看不出欧洲人为什么应当乖乖地就范。基辛格和尼克松则表示担心，苏联的核战略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如果不从技术方面加强北约的话，美国恐再也无法保证对苏联发动的地面进攻进行首次核打击。纪尧姆从勃兰特私人电传机上撕下来的第三份电文载有勃兰特私人顾问对整个事件的看法。他敦促勃兰特不要理睬美国人的压力，继续与法国保持良好关系。
北约组织内的欧洲盟国对美国人的不满言论继续源源不断地从电传机上落入纪尧姆的手中。他浏览了英国对美国这一战略方针的反对意见。巴黎的措词更为激烈。法国外长米歇尔·若贝尔指责美国人扮演消防队，先放上一把火，然后借机冲上来灭火。
该是勃兰特给他的外交部长写信阐述他的立场的时候了。可他对手下顾问从波恩发来的草稿不满意，一连几小时在这份稿子上改来改去，用一杆绿色粗头水笔划出应强调的重点并修改原来的措词。勃兰特把改好的稿子交给纪尧姆，让他用总理的保密电传机发回波恩。纪尧姆借口原稿太乱，无法交电传室，用打字机打出了一份干净的稿子。谁也没想起问勃兰特的那份初稿到哪里去了。
日后，在对纪尧姆的审判中，检察官特别指出：
向苏联递送涉及北约组织内部分歧的情报有可能在苏联人眼中削弱北约的威慑力量。这种威慑力量的基础是其成员国齐心协力参加一项共同防御计划；联盟内部的精诚团结以及敌对双方军事力量在战略上的势均力敌。其后果有可能导致苏联基于政治和战略上的考虑采取步骤分化西方联盟，并逐步演变成采用政治高压手段……
纪尧姆后来撰写了一本回忆录。写这本书的用意之一是为了利用这件事取笑波恩（我们情报局对原稿做了仔细的润色。一是散布假情报以保护其他的情报来源，二是宣传我们工作的业绩和意义）。纪尧姆在回忆录里也渲染了这种印象，即我们把勃兰特的文稿搞到手是苏联阵营内情报机构的一大胜利。他在叙述勃兰特总理在挪威度假的那一部分的结尾处说：
波恩的绝密文件现在到了我们柏林的机要文件保管员手里。
他是指，复印完这几份文件后，他把它们放进手提箱交给联络员带回了东柏林。人们一直对此深信不疑。谁想到多年后他的这番夸口却给我慧来麻烦。
迄今为止从未透露过的一个令人震撼的事实是，我们并没有原封不动地拿到这批载有华盛顿与其欧洲盟国的分歧详情的有趣文件。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73年夏天，我们开始为纪尧姆夫妇的安全担心。挪威度完假后，克里斯特尔开始感到有人盯梢。起初我们对她的担心将信将疑。间谍有时会患多疑症，哪怕是这一行的老手也不例外。明明一切如常，他们也会疑神疑鬼，觉得有人跟踪自己并拍下他们的一举一动。
然而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克里斯特尔的怀疑并非捕风捉影。在接头地点之一的波恩一家餐馆的后花园里，她明显觉察到有人在一旁监视。两个男子坐在邻近的一张桌旁。其中一个朝她坐的方向打开公文箱时，她一眼瞥见里面的照相机镜头。那天她恰好刚与信使安尼塔接过头，把挪威度假期间搞到的文件微型胶卷交给了她。好在这两位男子走进餐馆前胶卷已经易手。她们俩不愧是老手，轻松地喝完饮料后相互分手。安尼塔提着装有胶卷的手提包来到街上，确信刚才餐馆里的两个男子中的一个在跟踪她。她搭慢车到了科隆，然后换了几次有轨电车，在人群中钻来钻去。
可后面的尾巴始终甩不掉。她急走几步，暂时把盯梢的人甩到后面，转过街角走到河边。为保险起见，她顺手把微型胶卷扔进了河里。海因里希·伯尔把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河边的女人》献给了莱茵河和默默流淌的莱茵河水中蕴藏的所有秘密。我本可以助他一臂之力，告诉他一件真人真事。
审判纪尧姆时，检察机关认为这批挪威文件已落入我们手中。我们指示纪尧姆保持沉默，让西德人继续保持这种错觉。同时也是为了不伤害纪尧姆的自尊心。他对自己被判长期徒刑十分气愤。但一想到自己现在成了世界上大名鼎鼎的德国间谍大王，又不无安慰。纪尧姆是个爱虚荣的人。经我们首肯，他在回忆录里编织了一个神话，即在挪威搞到的这批文件代表了他间谍生涯的辉煌顶点。
一个情报首脑偶尔吐露真言时也没人相信。我在这里可以明言，在我们的档案里寻找勃兰特的那批挪威文件不会有任何结果。我这样说不是因为它们在1989年被销毁了。柏林墙倒塌后，人心惶惶。大批文件被销毁。这批年代已久的挪威文件根本轮不上立即销毁的份儿。我也好，手下的人也好，压根儿就没有看见过它们。档案里又怎么能有？我们对此事的一知半解还是西德方面在纪尧姆的审判中无意泄露出来的。与原件的丰富内容相比，我们听到的不过是只鳞片甲而已。
1973年夏天，西德反谍报机构完全有理由对纪尧姆的活动产生怀疑。一名反谍报官员在处理另一桩案子时，注意到了纪尧姆这个名字。此前他已知道，纪尧姆是格罗诺的朋友。虽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两人之间有联系，可纪尧姆这个典型的法国名字总是在他脑海里时隐时现。尤其致命的是，与格罗诺在西柏林同时被逮捕的那个来自东德的联络员违反了秘密工作的一切基本规则。他身上带了一张纸条，上面写了几个关键的字，以备遗忘。其中就有纪尧姆的名字。记下纪尧姆是因为我们让他敦促格罗诺断绝与纪尧姆的联系。我们当时感到他们两人过于接近。
纪尧姆最终还是栽到了他这个扎眼的名字下面。倘若他叫梅耶或舒尔茨的话，或许还能逢凶化吉。祸不单行，另一起巧合彻底断送了纪尧姆。这位注意到几起案子中均出现纪尧姆的名字的西德反谍报官员一天在餐厅吃饭，恰好与一位专门研究收信人身份不明的无线电讯的同事坐在了一起。两人聊起最近的工作。这一偶遇决定了纪尧姆的命运。
50年代期间，我们情报局使用苏联在第二次大战中用过的密码方式与海外的间谍联系。每份电文以一个数字开头。这个数字代表我们的某个间谍。西方情报组织借用电脑早已破译了这套密码。一旦知道每个数字代表我们潜伏的一名间谍，就可以对截收的电文进行登记，归类。电文内容先记录下来，最终也被破译。对每个收报的间谍都建立了档案。敌方惟一有待做的是把收报人的阿拉伯数字代号换成具体的人名。
1959年，我们了解到这一情况后，马上改换了密码和发报方式。同时还做出规定，发报时不得提及具体人名、地名和或接头时间。我们重新审查了一遍发给海外间谍的所有电文，确信给纪尧姆夫妇的电文没有露出半点蛛丝马迹。可惜，我们忽视了生日、元旦和其他一些家庭视为重要的日子里发出的例行祝贺电文。德国人很看重这类日子。对我们的间谍来说，这意味着他们是我们这个大集体中的一员。假如我们在这些事上不这么认真，西德恐怕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