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砸桓龀錾涞尬⒉恢恋墓鼗澈驼展丝梢云鸬教盖樗蛋淖饔谩６约颖壤此担庵痔逄鼗秤绕渲匾Ｎ颐亲⒁飧舳问奔渚颓胨炊拢越崩某錾杉āＵ庋幕崦娓恢指星樯系募耐校看味挤浅Ｓ淇臁�
加比与我们的两位高级官员关系甚笃。他们像父亲一样关怀着她。其中一位去世后，她请人代她向他在东德乡村的墓地献了花。至于她和我的关系不太容易说清。她需要感到我对她格外重视。我于是常对她表示关心。她的聪敏很惹人喜欢。我从未和一个间谍有过这样密切的关系。
偶尔她会在信中流露出隐隐的委屈，好像觉得自己是一个被利用的恋人。但东德之行总给她一种在自己国家感受不到的所属感。她会在距巴伐利亚边界不远的风光秀丽的福格特兰地区与卡尔利施克幽会。这里既有清新的田园风光，又有19世纪浪漫主义情调。东德的一些偏远地区常可以看到类似景色。一个叫林达的女房东照料她的起居。林达难懂的方言和松软的当地风味的饺子都让她喜欢极了。在这里，她听到了从未听过的东德方言，吃到了从未品尝过的风味饭菜。我们请到东德来的西德人常为这种体验激动不已。不时地请加比到东德来好似走平衡木。一方面她可以借此得到精神上的慰藉，另一方面风险也越来越大。西德规定在要害部门工作的人，尤其像联邦情报局这样机构里的工作人员，不得到东德旅游。我们潜伏在这类部门里的间谍每次来东德都要冒很大风险。因此，我们不得不逐渐停止这种做法，不再请她来东德。她为此情绪低落。
一次，她在给我的信中流露出深深的忧虑，担心随着她在西德情报局内的地位越来越高，风险也会越来越大。我感觉到，她渴望得到来自更高一级的保证，于是邀请她来东德。她在回信中说：“不管风险多大，只要能在那种亲切的气氛中见到你，和你交谈，再难也值得。无论现在还是将来我都这样认为。”我不得不面对这一事实：加比虽是个出色的间谍，但不大好伺候。她为我们工作期间，我先后共和她见过7次面。
我发现，这种所属感感到自己属于某个小团体，某个为了崇高理想而奋斗的由优秀成员组成的秘密组织，对于那些出身中上层阶级，个性强而复杂的西德人尤其重要。人们经常问我，为什么我们吸引了大批这类家庭背景的人为我们工作。部分答案也许就在这里。我们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把个人理想与为之献身结合起来的机会。这在许多发达国家的社会里并不常见。
80年代期间，加比倾注全力分析北约组织在东西方问题上的研究成果以及里根咄咄逼人的反共政策所造成的后果。她和我一样，为安德罗波夫1984年逝世后苏联阵营内越来越严重的停滞不前感到忧虑。这时，阿富汗已把莫斯科拖得寸步难行。我们都意识到苏联外交政策上的严重失误以及它给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造成的影响。
出乎我意料的是，从70年代末起，加比开始提出一个观点，认为自发的改革运动有可能扩展到波兰以外的其他卫星国。她的看法尤其令我惊愕，因为它与我自己最近萌生的一些想法不谋而合。但那时我还不愿，也不能公开我的看法。现实高官方的宣传越来越远，与马克思的理论也南辕北辙。我对时局感到困惑，尽量强迫自己不去想这些事。
加比在事业上青云直上。下面的例子反映了她所受到的极大信任。1986年，她奉命为西德总理准备一份关于西德公司涉嫌参与在利比亚建造一座化学武器工厂的报告。这是一个高度敏感的事件。一年后，她被提升为西德情报局苏联阵营政治司副司长。这是由妇女担任的一个极为高级的职务。我们让她自己决定提供什么情报。和她的西德同事一样，我们对自己的专家绝对信任。
生活在这样一个镜子世界里，人们自然会问：加比究竟是哪一方的研究员？我可以说，她既为我们，也为西德情报局提供了完全客观的分析。她知道我们的兴趣所在，三言两语就把我们需要的情报归纳出来。她的报告一般不超过4到5页。也许她为了填补感情上的空白才一心扑在研究上，不管是为我们还是我们的敌人。最重要的是，通过加比，我们掌握了西德情报局在东欧及东德问题上的思想动态，从而使我们能从他们的角度看问题。加比为我们工作是出于坚定的个人信念。但和潜伏在其他要害部门的间谍一样，只有为敌人器重的人才有可能接触到我们需要的情报。
根据加比提供的消息，我们还掌握了一些可能潜伏在东德的西德情报局特工人员的线索，虽然这方面的情报是第二位的。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西德的所谓“黄条情报”扩大了对世界其他国家的了解。黄条情报是指西德情报局搞来的关于自己盟友的情报，主要通过西德设在西班牙在大西洋海岸科尼尔一加的斯附近的一个代号“北极海”的监听站得到的。“北极海”建于30年代纳粹与佛朗哥政权关系密切时期。这项代号为“佳肴”的监听行动监听美国大使馆与中央情报局地面站使用的欧洲与西非和南北美之间的通讯线路。西德情报局里所有涉及其盟国的情报上都加有一条黄线，确保它们不致被误转给盟国，以免在伙伴面前泄露天机。受过专门训练的西德情报人员和警察用解码技术可以破译14个友好国家的无线电信号。西德情报局和土耳其情报组织有密切的合作关系。1982年福克兰群岛战争期间，西德是惟一能够替英国破译阿根廷无线电通讯的国家。由于西德的这种技术能力，加上我们通过加比和其他间谍对这种能力的利用，我们搜集起情报来更加便利。西德人偷偷摸摸干着这种窃取美国盟友情报的勾当，我们则坐收渔人之利。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垮台之后，加比暴露了。我后悔莫及。当初让她早点脱身就好了。那样她可以隐藏得更深一点。直到最后一刻，她都没有出半点纰漏。1990年初，当我们认识到德国统一势在必行时，我的继任人把她叫到萨尔斯堡通知她，我们的工作即将结束。所有涉及她与我们合作的文件已经销毁。
然而，统一临近之时，一些曾在东德情报局干过的人为了使自己免于受到西德的起诉，不惜出卖他人。我们的一位高级官员，卡尔·格罗斯曼上校（与接替我的外国情报局局长沃纳·格罗斯曼同性）的背叛最为恶劣。虽然他并不直接了解加比的身份和活动，但他向西德方面提供了他偶尔听到的一次谈话，即西德情报局内的一位高级女官员是我们的间谍，她有一个残疾的孩子。
这点线索足以置她于死地。1990年下半年，她正要跨过德奥边界，最后一次与主管她的东德情报官员见面时被捕。东德情报部门这次召她好像是要授予她长期服务奖。直到最后，她还对这类显示我们对她的尊重的活动极为重视。
不少人想弄明白为什么这些女人愿意为我们工作。探讨这一问题的文章书刊更是层出不穷。她们在加入我们组织之前均是在西德政府部门里工作的西德公民。有些人逐渐接受了社会主义信仰。但大多数人不过是堕入情网，爱上一个男人之后才答应为我们工作。她们深知，有一天她们也许不得不离开家人，放弃西德优越的生活条件，逃到东德避难。东德对她们极为陌生。它在外界的名声也并不那么好。可她们中的不少人在离开间谍这一行之后在东德确实又开始了新生活。
赫夫斯因为拒绝收回要求移居东德的申请，在联邦德国一直服满刑期。最终被获准与她在东德的丈夫团聚。布罗斯策和她丈夫在东德的图林根地区定居并收养了一个孩子。以后这对夫妇又生了一个孩子。布罗斯策为此欣喜异常。英格·戈利亚特与丈夫在柏林附近的乡下过着恬静的生活。黑尔佳·勒迪格和丈夫一起搬到柏林。丈夫去世后，她仍住在那里。我只见过她一次，是在1996年夏天的一次生日晚会上。
自然，要这些曾为我们工作的女人逐渐适应另一种社会制度相当困难。我们的政策是安排好她们的生活，让她们过得舒适而又尽量不引人注目。在为一个机密情报部门工作多年之后，这种结局显得格外冷清。布罗斯策就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整天缠着当地党的负责人，要求给她分配工作。最后他们给了她一个难做的差事，到一家棉纺厂当车间主任。她在那儿抨击“大锅饭”造成的效率低下，并根据自己在西德的经验对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