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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频无线电放大器、译码机和其他我们迅速落后于美国和西德的设备也离不开硬通货。最佳的办法是买一台最新设备，然后仿造。然而几乎所有这类设备都被列入美国人控制的禁止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的商品单子里。我们必须想办法通过关系搞到这些设备，又丝毫不留痕迹。此外，报销潜伏在西德的间谍的各项花费以及拉拢潜在的告密人也少不了外汇。这方面我从来不吝啬。西德人喜欢自己成为一国情报机构追逐争取的对象。出手越大方，他们越有可能受宠若惊，答应我们的要求。倘若我手下一位在西德的间谍设法结识了波恩某个政治家，外交官或商界人物并请他喝酒吃饭的话，他去的餐馆不见得很豪华或时髦，但肯定有档次，属于那种趣味高雅的有钱人去的地方。餐馆里的葡萄酒也得是上乘的。要让任何思忖是否向我们提供情报的身居要职的西德人感到，他是在与一个言而有信、财大气粗的机构打交道。我决不会像一些苏联同事那么抠门儿。他们对钱斤斤计较是出了名的，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子小家子气。
早期，我们为了应付以上各种需要四处搞外汇，并没有固定的来源。随着情报局编制的扩大，工作面也越铺越大。到了修柏林墙时，过去的筹款办法已不能满足我们的外汇需要。正是出于搞到外汇的需要，我结识了东德的金融怪才沙尔克。沙尔克身材魁梧，方下巴，宽胸脯，说起话来声如洪钟。60年代中，我的副手弗鲁克将军介绍我认识了他。弗鲁克任国家安全部庞大的东柏林司司长期间，曾与两位东德商人打过交道，一个叫戈登堡，另一个叫维施纽斯基。西德人一般以为东德没有私人企业家。其实并不然。只不过东德的私人企业家在社会上居于不显要的地位，并且受到国家的密切监视。到头来大多数商人都听命于国家安全部。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通过有限的出口赚取到的外汇始终远远不能满足它的外汇需要。戈登堡和维施纽斯基提议，东德政府允许他们从事股票和期货交易。作为交换条件，他们向国家上缴一定份额的利润。沙尔克当时是两德间及对外贸易部里的一位踌躇满志的官员，与两人达成了这笔交易。利润提成部分经沙尔克之手转交给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用于资助西德和其他国家的某些政治组织。然而聪明过人的沙尔克决不甘就此罢手。从60年代末起，东西德之间的关系逐渐走向缓和。东德领导人利用对外贸易部内负责这项工作的原班人马另外成立了一个新的秘密机构，由沙尔克负责。该机构的任务非常简单：通过一切手段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搞到外汇。
我们需要有一个熟悉西德股票市场、金融规则和隐含条款的中间人。沙尔克无疑是最佳人选。他有完全的行动自由。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可以为所欲为。与他打交道的西德商人和政要哪儿知道，沙尔克其实是国家安全部里的一名上校。他的真正老板是米尔克，同时还直接向接替乌布利希的党的领袖昂纳克和负责经济事务的政治局委员冈特·米塔格汇报。沙尔克成了一名“负有特殊使命的军官”。通过与情报局科技处的密切合作，沙尔克搞到了属于禁运物品的西德造计算机和其他高技术产品。我们局帮助沙尔克判断哪些西德供应商有可能愿意卖东西给东德。东德的工业部门和军方愿意出比市场价格高出一倍的钱。
沙尔克把他一手把持的这个机构命名为商业集团，简称科科。这个名字起得妙极了。不仅全名听上去体面，对西德人来说，简称听上去也很活泼引人，散发着时代气息。在沙尔克的领导下，该机构迅速扩大。沙尔克本人不久即以“捞外汇的人”远近闻名。
获取外汇的主要来源还是通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与西德政府及一些主要教会之间的秘密谈判。我方要达到的目的非常简单：以人换货。对于到手的货，我们既可以自己用，也可以转手卖给别人，赚取外汇。1964年到1990年期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一共释放了3万3千名政治犯和ZI万5千余名公民，让他们与家人团聚。与此同时，西德付给东德34亿马克。其中大部分钱经沙尔克之手。
1989年以前，除了酉德狭小的金融圈子内的人外，普通西德人对沙尔克的背景一无所知，甚至连科科这个名字都没听说过。东德人更不待言。我个人主要通过莱比锡贸易展览会与沙尔克打交道。对我来说，这次展览会是从西德商人中物色潜在的发展对象的大好时机。展览会期间，我的副手弗鲁克将军负责国家安全部的所有情报活动。弗鲁克摆出一副玩弄他人于股掌之中的神态，无视情报工作之大忌，在豪华的阿斯托里亚大饭店进进出出，俨然一位贵宾。每天晚上都可以看见他坐在饭店餐厅深处的一张桌旁，身边簇拥着东德的商人和外贸代表，包括沙尔克。
沙尔克在国家安全部内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所有部门都有求于他，渴望从他这里了解情况，捞到一些器材设备和经费。这中间如果有人利用财会制度上的漏洞贪污易如反掌。1982年，米尔克和沙尔克同意加强对国家安全部与科科交易的管理。以前是国家安全部的下属部门根据沙尔克的推荐直接与西德公司打交道。现在改为统由沙尔克负责。每年，沙尔克和他的两位副手再加上我开一次会，研究下一年的工作安排。通过科科我每年可拿到大约100万西德马克，用于特殊采购。这笔钱不到我们局每年外汇开支的十分之一。其余部分来自国家预算。
国家安全部还利用沙尔克成立的数十个冒牌公司做掩护，从事各种活动，从进口汽车到将东德政府收藏的艺术品偷偷运给西方的经纪人，以充实国库。国家安全部的主要预算用于技术工作，如伪造护照、特殊用途的摄影室等等。上述公司则协助我们搞到禁运物资，如化学品和微电子设备。东德领导人还可以从沙尔克这里弄到小汽车、录像机、高级家具和其他奢侈品。
我和沙尔克关系一般，只与他在黑海海滨度过一次假。他谈吐风趣。想想他原来不过是一名东德贸易官员（通常是些乏味平庸的人），如今一跃成为挣脱了无聊的意识形态之争的赫赫有名的人物，令人刮目相看。在他眼里，东西方之间的冲突不过是给做生意添点麻烦而已。经商才是他最爱干的事。不管什么人，对他都有用。他是个工于心计的人，本质上为人冷酷。
1983年时，沙尔克已红得发紫。昂纳克和米尔克托付给他一项最敏感的财政任务：挽救东德免于破产。昂纳克为了收买人心，增加了消费品的进口，并在他热衷的住房建设项目上投入巨资。东德收支因此出现严重逆差。沙尔克谈成了一笔价值10亿西德马克的贷款。东德得以用这笔钱偿还拖欠西德银行的债务。经过巴伐利亚肉类进口批发商美尔茨兄弟俩的通融，施特劳斯同意为这笔贷款担保，条件是东德放宽西德人去东德探亲的条件。美尔茨兄弟从东德进口优质牛肉（如此一来，牛里脊肉几乎从商店绝迹，虽然东德牛肉产量很高）。沙尔克和施特劳斯成了政治上无话不谈的朋友，常在一起谈论上层社会的轶闻趣事。沙尔克将听到的情况再向国家安全部汇报。我认为，这桩集货款、肉类出口、进境条件和政治情报为一体的怪诞交易毕竟还是利大于弊。不过，不少人恐怕在这期间利用规章制度的空子发了横财。
德国统一后，一些法院为了弄清这桩交易中哪些活动属于非法调查来调查去，始终一无所获。一些人批评施特劳斯为这笔贷款担保，因为东德借此得以苟延残喘。然而导致东德最终覆灭的原因并非是火烧眉毛的财政困难，而是整个制度政治经济上的破产和人民的背弃。
回首过去，我常想，会不会有另一种结局。我个人的看法是，如果不关闭边境，东德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坚持到1961年后很久。经济上面临的巨大压力，外加只是一个国家的一半所内含的脆弱性（而且历史上一直是德国较不发达的一半）注定了我们的命运。然而我方沿边界线筑起混凝土墙之日，即埋下了东德覆灭的种子。切断我国人民与更吸引人的另一半德国的联系不失为蛮横有效的一招，但只是权宜之计。从长远看，这是一场灾难。西方借柏林墙这一发人深思的象征攻击东德政权失道寡助，并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同情和共呜。我认为，这也是决定了冷战结局的关键因素之一。无论我们这一方如何运筹帷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