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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库尔的例子清楚地表明这一情报网已受到严重破坏。默库尔的真名叫施洛姆。我是在浩如烟海的材料堆里寻找西德情报机构的蛛丝马迹时发现了他。我查阅了他的档案。上面说他与位于科隆的西德反谍报机构（联邦宪法保卫局）有来往。此外，他还认识许多波恩的政界人士。最近他向党提供的情报无论从细节、范围还是深度方面均很有水平，包括西德议会里各政治党派的内幕，外交部和其他部的只许阅览的材料，以及西德反谍报机构的内部组成。乍看起来，他似乎是一位不可多得的间谍。我于是派了一个人根据他的档案提供的地点去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找他。默库尔见到我们的人后说，他一直在耐心地等待我们与他联系，而且毫不犹豫地同意来柏林。他是我打算招收的第一名间谍。
默库尔按约定的时间准时来到我们在柏林郊区的一个隐蔽据点。他是个电机工程师，30岁左右，细高个儿，一看就像是干这行的人。他告诉我们，他在汉堡上大学时即参加了共产党的活动，为党的情报组织搜集情报并根据党的指示参加了一个右翼青年团体。以后逐渐爬到了帝国社会党主席弗里茨·多尔斯博士的私人秘书的位置。我随后详细地盘问了他，可还是感到有点蹊跷。我们问到一些他说他认识的人，可他的回答与我们掌握的情况并不符。我们让他回西柏林，第二天再来。我又一次研究了他的档案。
第二天他来后，我和辛德一个扮红脸，一个扮白脸。每当辛德对我们这位潜在的间谍不耐烦时就大声呵斥道：“你小子给我放老实点！”默库尔越来越不能自圆其说，最后终于交待，早在1948年英国就派他打入共产党的情报机构。现在仍在为英国人工作。他向我们提供的材料都是英国人拿来糊弄我们的。
审讯默库尔一事随后转到国家安全部（成立于1950年2月8日）的第二把手米尔克手里，最终由国家安全部部长亲自处理。国家安全部部长对我们情报局始终怀有戒心，把我们看做是竞争对手。早在西班牙内战时期，他与同是战友的辛德就搞不到一起。对我就更看不上眼了。米尔克以双重间谍罪名逮捕了默库尔，把他交付审判。默库尔最后被判了9年徒刑。
默库尔一案不仅使西方警觉起来，而且也给我们自己敲响了警钟。根据对他的提审以及他的交待我们得出结论，他对德国共产党情报机构以及它与其他组织的关系了解甚深，远远超出了一个情报人员应知道的范围。为此我们意识到，必须对德共地下情报机构总数为40到50的情报人员逐一仔细地审查甄别。好像破谜一样，我先把派到西德的联络员和信使找来了解情况。这样可以避免走漏风声，传到这些情报人员的耳朵里。他们向我反映了违反秘密情报工作纪律的现象。我开始怀疑这个情报网已受到敌人的渗透。
我于是坐下来，画了一张草图，标明所有情报网之间的关系。这张图看上去像是一张巨大无比的蜘蛛网。我像当年学航空工程学时那样，在一张图纸上画了这张我自称为蜘蛛网的草图，上面用线条把所有信使、秘密据点和类似的内容联结起来，把可疑的双重间谍，情报来源和当地情报员分别涂成红、蓝、绿三色。各种方块和线条还显示了不同人之间的个人及工作关系。对一些疑难处和可能与敌方接过头的事例标有特殊符号。
对别人来说，这张草图好似天书一般。可它却在我的脑海里形成了一个清晰的轮廓，明确了下一步调查的方向和任务。弄清敌人对这一情报网渗透到何种程度至关重要。
我最终得出结论，如果西德情报机构愿意的话，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个情报网一网打尽。实际上他们可能还不至于聪明到这个地步。但这种危险始终存在。倘若这一情报网被破获的话，西德共产党面临的危险尤其大。我打定主意，与其等敌人下手，还不如主动解散整个组织，断绝与西德所有共产党耳目的联系。
我夹着这张草图约见了乌布利希。当时东德的所有情报部门都归他管。事先我向他强调了这次汇报内容的绝密性质。他于是邀我去他位于潘科夫小区的家里面谈，而不是在办公室召见我。潘科夫被东柏林人贬称为“城中城”。这位东德领导人家中的陈设反映出他木匠出身的审美观，中产阶级偏爱的结实耐用的家具上面刻有装饰性的花纹。
我在乌布利希家的餐桌上摊开草图，详细地向他汇报了我的分析结果。我建议断绝与西德境内的共产党情报机构的一切往来。凡是与之沾点儿边的间谍一概不用。来见他之前，我和阿克曼谈过这一想法。他与我不谋而合。当时西德当局准备取缔共产党是我们做出此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1956年，西德正式宣布共产党为非法组织。乌布利希对我们的建议表示赞同。从此以后，西德的德国共产党成了我们情报局躲避的禁区。德国政治气氛宽松后于1968年重新成立的德意志共产党同样也是禁区。
1952年，我们召回了在海外的间谍。哪怕是最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也受到“别墅式的软禁”和严厉的盘问。人们常好奇地问，我们对这一部分人使用了什么手段。当时主要对他们施加心理压力。这批人一向因为自己属于一个由志同道合的同志组成的集体感到自我的价值和自豪。一旦突然不再对他们表示信任，他们的心理马上受到极大的压力，根本无需威胁或是正式逮捕他们。只需把他们当做嫌疑犯加以审问，根据他们的回答就足以使我们确认他们是清白的，而不是什么双重间谍。当然，他们根本不可能再被派回西德。释放前，他们曾受到警告，不得把这一切说出去。所有的人都对此守口如瓶。
他们中有些人曾在反对纳粹的斗争中表现英勇。有一个人甚至当年和我父亲一起关在法国的集中营里。一连几周，他被软禁在房间里，问题弄清后才被释放。有的人领到了退休金，有的则被分配到各省份从事一般工作，不再受到信任。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了秘密报告后，我们为大多数从西德撤回的同志恢复了名誉，并授予了奖章。布鲁诺·海德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法国抵抗组织并肩作战。撤回东德后，他被发落到马克思城的一家工厂当普通办事员。以后他曾任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副总检察长。他指责我解散德共情报网的做法与斯大林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式的残酷手法如出一辙。事实并非如此。日后他听说了像默库尔这样的双重间谍案子后，终于理解了我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做，虽然怨气未消。
少数几名“予以保留”的间谍没有被撤回，以后又重新启用了他们，但我们把他们与新的情报网严格区分开来。为什么要留下这几个人呢？原因很简单，我们发现敌人渗透的程度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严重。西德的情报人员并不比我们多什么绝招。
第四章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走向成年，我也走向成熟
1952年12月的一天，我接到东德领导人乌布利希的通知，去位于东柏林繁华市中心的中央委员会大楼见他。在入口处，我领到一张通行证。卫兵仔细检查了这张通行证和我的身份证。当年党中央总部大楼里并没有搞得戒备森严。大楼看上去也不大起眼。以后中央委员会总部搬到韦尔德舍尔广场后情况就不同了。不过即使在当时，人们已经开始感觉到一个特权阶层正在形成。这一阶层最终完全脱离了人民。
我来到乌布利希的外间办公室。他正在开会，但很快就出来了。衣冠楚楚，蓄着两撇向上翘的小胡子的乌布利希把我领到隔壁他的妻子，也是最亲密的同事洛特的办公室。我和洛特很熟，当年我俩在莫斯科的“德国人民广播电台”共事过。她热情地跟我打招呼。乌布利希示意我坐下，然后把妻子支开。他以前见过我几次，所以省去了寒暄，直入正题。他的一贯作风是谈吐简洁务实，而且从不直视对方眼睛。
乌布利希面无表情地告诉我，外国情报局成立以来一直任局长的阿克曼因为健康方面的原因请求辞职。我知道阿克曼被解职并非身体不佳，而是乌布利希不喜欢他提出的走一条不同于苏联模式的“德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观点。阿克曼因一段婚外情被乌布利希抓住把柄，被迫辞职。50年代的东德好似清教徒社会，婚外恋属大逆不道。
“我们认为，你应当接管情报局，”乌布利希说。这个“我们”来头不小。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