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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时认为，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几乎没有什么不能用的手段。以后，听了赫鲁晓夫1956年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我的思想才开始缓慢地发生变化。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内披露了斯大林的罪行。消息很快传遍全世界。但无论在当时还是在我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我毫不怀疑，我们共产党人站在社会进步和正义事业的一边。基于这一信念，我们原谅了大清洗年代在莫斯科举行的装模作样的公审。今天，由于冷战初期形势的需要，我们也将对迫害躲过纳粹魔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行为视而不见。对个别人的案子，我曾尽力帮过忙。但这种事例极少。也许我觉得自己已经可以不受某些道德规范的约束。之所以有这种感觉是因为我坚信，共产党的这部国家机器永远也不会把枪口转向我她的孩子。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是受害者。父亲也一样。也许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能活下来的原因之一。1945年，父亲甚至还写信给斯大林，抱怨说上面因为他是犹太人，不允许他回德国。当斯大林晚年臭名昭著的“医生阴谋案”又一次引发了苏联国内的反犹浪潮时，我和父亲均未受到触动。无论是战前生命安全完全得不到保证的年代里，还是战后的混乱时期，我都觉得不该妨碍正在同邪恶做斗争的我们这一方。
当然，许多斯大林时代的可怖罪行我当时就有所闻。任何声称自己对此一无所知的人都在说谎。回首这段往事不会使我感到骄傲。我甚至同德国领导人谈过我的看法。但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从未把共产党政权下的罪行和纳粹的罪行相提并论。如果有什么原因使我坚信永远也不可能把两者等同起来的话，那就是纽伦堡审判中所揭露出来的纳粹令人发指的战争罪行。
1945年9月，电台派我去报道纽伦堡审判。在此之前，我对纳粹德国情况的了解主要通过苏联的宣传机构。苏联的报道侧重德国共产党人的遭遇。通过从德国传来的有关我们亲属的消息，以及父亲在信中讲到的日后被称为大屠杀的种种先兆，我们对德国国内的情况也有所闻。尽管如此，我们很晚才意识到，屠杀犹太人是国家社会主义（简称纳粹）的核心。纽伦堡审判仿佛一张手术台。解剖后的国家社会主义在台子上一览无余。我第一次清楚地看到大屠杀的全貌。
身为犹太人，跟纳粹时代的显赫人物面对面地坐在一起，我感到不寒而栗。纽伦堡从前有“德国的首饰盒”之称。如今却永远同种族主义的法律联结在一起。几百万犹太人沦为这些法律的牺牲品。徘徊在纽伦堡的废墟之间，我突然意识到我们共产党人和其他反纳粹力量面对这场大屠杀表现得多么软弱无力！我暗自发誓，决不允许这样的悲剧在德国的土地上重演！
出于这一原因，战败后的德国人对苏联占领军抱有的敌对态度很令我气愤。在给父母的信中，我不无幼稚地说：“人们总是牢骚不断，好像苏联红军帮他们是应该的。他们似乎根本不明白希特勒给德国造成了多么严重的破坏，也认识不到现在有一个新生的机会。”
1948年，三个西方盟国在其占领区内进行了货币改革后将三个占领区合并，成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德国旋即正式分裂为两个政治实体。为了与此对抗，1949年10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正式成立。人们纷纷举着火炬游行，到处是群众集会，高唱爱国歌曲。在一些更为敏感的社会主义者看来，这一切颇有点像过去纳粹政权下的游行集会的重演，令人感到不舒服。但我却把这看做是德俄关系史上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时刻。此后不久，中央委员会召见了我，通知选派我从事加强这一纽带的工作。我将重返莫斯科，在新成立的东德大使馆任参赞。为了就任这一职务，我不得不放弃苏联国籍，又一次正式成为德国人。1949年11月3日，我们一家抵达莫斯科。
从战后百孔千疮的柏林转到莫斯科大使馆从事舒适的外交工作，使生活大为改观。我们一家在莫斯科过得非常愉快。而且也确实是一家。1946年我报道纽伦堡审判时，我的第一个孩子，一个金发灰眼睛的儿子出生了。我们给他起名叫迈克尔。1949年又添了一个女儿，叫塔季扬娜。埃米很讨厌使馆里钩心斗角的事，借此机会潜心研究起俄国并着手准备关于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博士论文。
我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任首席参赞时，终于见到了斯大林。时隔多年，这次经历仍然令我难忘。当我们这些同龄人谈起当年的理想时，总难完全摆脱斯大林的影子，似乎有什么东西已深深印刻在我们心里。是当年红场上群情沸腾的游行场面，还是如今已无处寻觅而当年却无所不在的斯大林的形象？这一切曾使他在我们心目中成为一个半人半神式的人物。 事实上，不管我怎么设法用成人的头脑冷静看待他所犯下的罪行，仍无法完全摆脱他给我带来的这种神秘的感觉。这或许是一件好事，因为它将始终提醒我，一个独裁者的个人魅力可以对人们产生多么深远的影响，甚至在他的邪恶暴露之后依然不减。
在驻苏使馆的短暂工作期间，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1950年2月为来访的毛泽东在大都会饭店举行的招待会。当时，我正背对着正门人口处。突然大厅里鸦雀无声。我转过身，看到约瑟夫·斯大林站在距我只有几步远的地方。他身穿人们熟悉的制服，领子竖着。胸前没有佩戴任何勋章或奖章。我真没想到他这么矮胖，秃顶闪闪发光，同电影和画像中的伟大领袖形象简直有天壤之别！我先是感到失望，随后又有一种骄傲感。“至少他看上去像个正常人。所有关于他个人崇拜的传说一定是有人故意编造出来的，他本人并不知道，”我想。
我作为临时代办代表大使出席了这次招待会，坐在前排。中苏两国代表团团长互相祝酒。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和苏联外长维辛斯基讲话时，斯大林一根接一根地抽劲儿很大的弗洛尔牌香烟（一种斯大林喜爱的用俄国烟纸卷成的加长纸烟）。后来，他也亲自祝了几次酒。在一次祝酒时，他赞扬了中国领导人的谦虚和团结。然后又举起酒杯，祝南斯拉夫各族人民有一天重返社会主义大家庭。就在两年前，南斯拉夫极富魅力的领导人铁托拒绝接受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要求在治理这个多民族的巴尔干国家上有更大的自治权，南斯拉夫因此被斯大林打入冷宫。我们这些来自对苏联忠贞不渝的国家的人，对南斯拉夫又怕又好奇。铁托居然敢违抗斯大林的意志！
这位苏联领袖说出来的每一个字都像圣旨一般令我们诚惶诚恐。在我和大部分来宾的眼里，斯大林和毛泽东早已不再是普通人，而是高高矗立的历史丰碑。我们对即将发生的中苏分裂毫无察觉。但我还记得，当时心里也曾纳闷：整个晚会，毛泽东一言未发，颇不寻常。我思忖着，这大概就是传说的中国人深不可测的性格吧？
两年的外交生涯中，像这样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历并不多。一次，使馆内部为庆祝东德成立两周年筹备招待会时起了争执。争执的焦点不是中苏同盟的破裂或是一个叛逆的共产党国家，而是穿什么的问题。大使说该穿燕尾服，以示庄重。而我们这些年轻外交官没有燕尾服，要求允许穿西装。最后达成妥协，穿正式西装，系黑领结。当时，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都是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他们大多把黑领结看做是资产阶级的服饰，拒绝佩戴。虽然我们日后在共产主义阵营内成了有名的俯首帖耳的附庸国，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之初仍然明显地带有其前身普鲁士一丝不苟的遗风。结果那天晚上除我们几个人之外，只有侍者穿得这样正式。我们简直狼狈极了。当俄罗斯东正教的大主教克鲁季茨基起身告辞时，我彬彬有礼地陪他走到衣帽间。他的手在宽大的披风里摸索了好一会儿，掏出三个卢布，很严肃地交到我手里，算是小费。
1951年8月，我接到紧急指示，要我返回东柏林向阿克曼述职。阿克曼的真名叫哈尼施，是东德的外交部长，也是政治局里屈指可数的战略家。早上，他在外交部接见了我。询问了我的健康状况之后，让我在当天午饭后再去中央委员会大楼的某个房间报到。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下午到了那儿，看到还是那位阿克曼同志，坐在一张桌子后面。这一回，他是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见我。之所以有这种奇怪的安排是因为阿克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