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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说，古代不以金钱为币，专意于农业。现在本朝以铜铸钱，开山采掘铜铁，斩伐林木，耗费人才，破坏生态，影响天气，势必产生水旱之灾。自从铸五铢钱以来，百姓犯盗铸罪而判刑者很多，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商贾求利“而不出租税”，农夫劳苦而负担沉重，“已奉谷租，又出稿税，乡部私求，不可胜供”，所以百姓“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穷者起为盗贼”。他指出，这是由于“末利深而惑于钱”，根子就在于“钱”。所以，他建议，取消采铜业及以铜铸钱，禁止私商活动，也不必收商贾之税，务必“使百姓一意农桑”①。
① 本篇材料主要依据于《汉书·贡禹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
② 见《汉书·艺文志》及《儒林传》。
① 《汉书·食货志》。
他又说，各个离宫及长乐宫的侍卫人员可减一大半，“以宽徭役”。十万多官奴婢戏游无事，费用巨大，百姓负担很重，应当令官奴婢“代关东戍卒，乘北边亭塞候望”，即以官奴婢代替百姓负担徭戍任务。
建议纠正官场风气他又建议，令朝廷官员的家庭不得私自贩卖，与民争利，违犯者“辄免官削爵，不得仕宦”。他指出，文帝时“贵廉洁，贱贪污”，商贾、赘婿及贪官“皆禁锢不得为吏”，赏善罚恶，不阿亲戚，“无赎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武帝兴功，耗费巨大，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变，使犯法者赎罪，入谷者补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乱民贫，盗贼并起，亡命者众”。地方政府以便巧书计者和勇猛酷烈者为吏，欺上瞒下，虐待百姓。所以无义而有财者显于世，欺谩而善书者尊于朝，悖逆而勇猛者贵于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为？财多而光荣。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何以谨慎为？勇猛而临官。’”有些犯法受刑分子从政，行为不端，但“家富势足，目指气使”，号称为“贤”。所以说，“居官而置富者为雄杰，处好而得利者为壮士，兄劝其弟，父勉其子，俗之败坏，乃至于是！”他认为造成此政此风的原因，“皆以犯法者得赎罪，求仕者不得真贤，相守崇财利、诛不行之所致也。”所以，他建议，“宜除赎罪之法”，对于选举不实及贪赃枉法者，不但免官，还要杀头，一定要改变长期以来“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义废”的不良风气。
元帝将贡禹的建议交给群臣议论。从此开始令男儿七岁才出口钱。又省一些宫馆的侍卫人员，减诸侯王庙卫卒半数。其余贡禹的建议，则未被采纳。贡禹又建议罢郡国庙，定汉宗庙迭毁之礼，都未得施行。
能言而不能改进政治贡禹为御史大夫时，所议多与丞相于定国不合。当时关东连年遭受灾害，流民进入关中，影响京师安定，上书论政者多归咎于大臣。元帝引见于定国和贡禹，“条责以职事”，指出当时恶吏妄为，盗贼濅广，民多怨结，地方大员多不称职。并指问：“今丞相、御史将欲何施，以塞此咎。”①贡禹等无言以对，想不出什么施政良策。
贡禹任御史大夫仅几个月便去世，死时为元帝初元五年（公元前44 年）
十二月九日②。他死后，皇帝追思其议，竟下诏罢郡国庙，定迭毁之礼。但刘歆以为贡禹建迭毁之议，不免“失礼意”③。
贡禹与王吉为友，都“以礼让进退”④。当时人们称道：“王阳（即王吉）在位，贡公弹冠。”①这是说他俩取舍相同。
贡禹的言论，多切中时弊，揭露社会矛盾及政治风气较为尖锐，有一定的进步性；但他的建议不是基于对社会深刻的分析及有力的措施，不切实际① 《汉书·于定国传》。
② 《汉书·元帝纪》。
③ 《汉书·韦贤子玄成传》。
④ 《汉书·王贡两龚鲍传·序》。
① 《汉书·王吉传》。
而近于迂，所以无能挽救世道习俗。班固评道：“春秋列国卿大夫及至汉兴将相名臣，怀禄耽宠以失其世者多矣！是故清节之士于是为贵。然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②此评不无道理，但尚欠深刻。儒者往往能揭露矛盾，但大多无能解决矛盾。
② 《汉书·王贡两龚鲍传·赞》。
第三节师丹多所建议师丹（？—3），字仲公，西汉琅邪东武（今山东诸城）人。治《诗》，受教于匡衡。举孝廉为郎。
元帝末，为博士，免职。成帝建始（公元前32—前28 年）年间，州举茂材，又补为博士，出任东平王太傅。鸿嘉四年（公元前17 年），河水溢流，造成水灾，群臣对修堤与不修堤争议不休，结果不修，师丹等多次论说百姓可哀，朝廷才派使者去灾区抚慰百姓④。稍后，丞相翟方进、御史大夫孔光认为师丹议论深博，廉正守道，大力推举。于是师丹被征召入朝，任光禄大夫、丞相司直。过了几个月，又以光禄大夫给事中，从此任少府、光禄勋、侍中，“甚见尊重”①。绥和元年（公元前8 年），师丹为诸吏散骑光禄勋。是年十一月，成帝立定陶王刘欣为皇太子，以师丹为太子太傅。同时王莽为大司马②。刘欣即位，是为哀帝，师丹任左将军，赐爵关内侯，食邑，领尚书事，于是代王莽为大司马，封高乐侯。不久，徙为大司空，辅政。
自成帝以来，外戚王氏已逐渐掌握朝政。哀帝刘欣为定陶王时，看到成帝将政事付托于外家，王氏权重，内心常常忧虑。自做了皇帝之后，打算对时政有所改革。他封丁、傅两个外家，而稍抑王氏之权。如：封舅丁明为阳安侯，舅之子丁满为平周侯，封皇后之父傅晏为孔乡侯③；外遣曲阳侯王根于封地，罢免成都侯王況为庶人，又免去王根等人所推荐的官员④。师丹以师傅居三公之位，得到哀帝的信任。他以为哀帝处理政事猝急，上书说：古时父死子承，有“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先帝去世不久，竟然封拜舅氏与后家，而放出王氏。频繁地发下诏书，变动政事，猝急而不慢稳。如今各地并不安定，阴阳失调。他向哀帝建议，多看多想，“不宜仓卒”。
提出限田法，议而不行师丹辅政时，看到土地兼并与贫富悬殊所引起的社会矛盾极为严重，欲救社会之急，想出了个限田法。他向哀帝建议：古之圣王莫不设井田，然后治乃可平。孝文皇帝承亡周乱秦兵革之后，天下空虚，故务劝农桑，帅以节俭。民始充实，未有并兼之害，故不为民田及奴婢为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皆数巨万，而贫弱愈困。盖君子为政，贵因循而重改作，然所以有改者，将以救急也。亦未可详，宜略为限。
哀帝把师丹的建议交给群臣议论。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等支持师丹的建议，并向哀帝提出了限田、限奴婢的具体办法：“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公主名田县道，及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毋过三十顷。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期尽三年，犯者③ 此篇材料主要依据于《汉书·师丹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
④ 《汉书·沟洫志》。
① 师丹于永始三年（公元前14 年）由少府为光禄勋，过二年迁侍中光禄大夫。见《汉书·百官公卿表》下。② 见《汉书·百官公卿表》下。
③ 参见《汉书·哀帝纪》。
④ 参见《汉书·元后传》。
没入官。”这对各个等级的人，都作了限田、限奴婢的规定。所谓“名田”，即以私人名义占有土地；名田若干，就是限田多少。
这种建议，算不得什么社会改革方案，只是权宜之计，对权贵和豪富“略为限”而已。但即使如此不能针砭社会弊病之议，居然也引起当时社会小小波动及部分权贵的反对。此议传开，顿时田宅与奴婢的价格下降，丁氏、傅氏等用事之外戚，董贤等隆贵之大臣，都感到“不便”，因为此议如果付诸实施，自然对于正在大肆兼并土地和追求奢侈的他们有点碍手碍脚。哀帝此时举棋不定，诏书“且须后”，即等待以后再办，于是限田、限奴婢之议“遂寖不行”①。
因持异议而被罢官哀帝即位之初，称成帝之母王氏为太皇太后，称成帝的赵皇后为皇太后，而自己的祖母傅太后与母丁后都在定陶王国邸。傅太后“为人刚暴，长于权谋”，教养刘欣“至于成人”①。她知道成帝无子为嗣，通过向赵昭仪及帝舅骠骑将军王根行贿的办法，使刘欣得以立为皇太子②。因此，刘欣即位后，她自以为应当尊贵，“欲求称尊号，与成帝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