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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祖 （燕王曹宇）娶张鲁之女，张鲁死后其子张富嗣位（参见《三国志·张
鲁传》等）。张鲁部将阎圃、李伏、李休等也都封官加爵。然而，张鲁本人
及其家属和他的臣僚在邺城定居的同时，便也脱离了他们雄踞30年之久的汉
中根据地，成为曹魏政权的掌中之物。这种“父死子系、弟亡兄荣、沐浴圣
恩”的结果，使得五斗米道的上层首领日益脱离下层道民，蜕变为利用宗教
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他们歌颂魏氏统一北方是“承天驱除”，教育其道民
要懂得“天命逆顺”，“但当户户自相化以忠孝”，“助国壮命”
在五斗米道上层人物北迁的同时，大批信道的汉中民众也相继北迁到关
陇、洛阳、邺城等地。 215—219年，汉中民众三次被迫北迁，人数逾万。
而张鲁及其属民的北迁，则给五斗米道带来了双重的影响和后果。
其一，五斗米道在巴蜀汉中分设24治，以天师为最高首领，下有治官、
祭酒分统道民，有如郡县官吏，组织比较严密；授职颁箓、收取钱税、科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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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律等也有一套制度。北迁之后的五斗米道脱离故地，原有的制度变得不适
宜在更广大的新地区实施，原来在汉中拜署授职的旧祭酒道官逐渐亡故，新
增的祭酒、道民不服从旧的道法，特别是教主张鲁的死亡，更加深了这种混
①
乱状态，“诸主者祭酒人人称教，各作一治，不复按旧道法”。尽管作为
24治之首的阳平治再三假借天师张道陵之口责令教徒行事要合乎汉中旧
制，但实际上已是各自为政。
其二，教民大量迁至北方，为五斗米道在更大范围的传播提供了方便。
自从太平道于汉末遭受镇压之后，北方原有的道教便已衰竭，虽有帛家道的
活动，但影响甚微，传授亦不可考。五斗米道首与道众的北迁，使天师道在
北方广为传播，并因张鲁家族受曹魏政权的礼遇成为魏晋时期道教的正宗。
至西晋末、东晋初，五斗米道在江南也盛行起来。东晋江南五斗米道虽为孙
恩起义提供了宗教外衣，但同时五斗米道与江南民间信仰相结合，又演化出
了三洞经箓一脉，实际上，这一时期的道教是在发展中走向分化，或说是在
分化中进一步发展。
北迁后的教民和祭酒教主们在各地自发地开展主治传教活动，虽然促成
了五斗米道的传播与发展，但也形成一个较长时期的组织涣散，旧的教规教
仪不起作用，某些教民与祭酒的腐化堕落，严重危及五斗米道的生存。作为
五斗米道的发源地西南巴蜀汉中地区，三国时蜀汉境内没有公开的天师道组
织的活动见于记载。蜀汉灭亡之后不久，西晋武帝时在巴蜀出现了陈瑞领导
的一支民间道团。在江东一带比较活跃的民间道派是李家道，其传入江南的
时间大约在225—252年，为道者是李阿和李宽，他们崇拜“李八百”。此外
还有于君道与帛家道及大量活跃于社会各阶层的方术之士。
继曹魏政权之后的西晋统治者，对道教同样采取了镇压与利用改造相结
合的手段。此前曹魏禁止祠祀巫祝，规定“山川不在祀典者勿祠”。晋代仍
然沿袭了这一策略。但较之曹魏时期网罗方士变相控制较为成功的状况相比
较，晋代道教就呈现出向上层发展的明显态势。一方面，一部分道教徒奔走
于权贵之门，直接参与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斗并为之出谋划策，甚至起了
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统治集团中的一些高级士族加入道教组织，成为道教
的信奉者，遂使道教和封建政治发生了更为紧密的联系。
《晋书》59卷《赵王伦传》中称“伦、秀并惑巫鬼，听妖邪之说”。赵
王伦在篡夺帝位时，孙秀借晋皇帝是道教中的神仙西明公宾友之名，谎称宣
命神语，命伦早入西宫。在赵王伦受到其他诸王声讨时，又拜道士胡沃为太
平将军，请巫祝选择战日，又令近亲于嵩山著羽衣，诈称仙人王乔，作神仙
书，以惑众。除赵王伦与孙秀外，在司马氏集团内部倾轧的“八王之乱”中，
各王均有道士辅佐。道徒步熊，少好卜筮数术，门徒甚众，拒赵王司马伦，
而投靠成都王司马颖，成为其死党。在成都王颖受十余万大军讨伐之时，步
熊在军事决策上起了重大作用，使成都王获胜，并挟持惠帝于邺城，独揽朝
政。
道教进入东晋南北朝时期，开始一个重要的转折。在这一时期，道教由
于门阀士族阶级的改造，经历了一番重大的变革，从早期原始幼稚的五斗米
道发展演变为完备成熟的宗教，从主要传播于民间的道团上升为官方承认的
正统宗教。这一变革主要发生在中国的南方。
① 《正统道藏》，第30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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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两晋时期，道教虽未停止发展，但在总体上是受抑制的，直至西晋
末，特别是东晋以后，才在社会各个阶层，特别是上层门阀士族中迅速扩展。
开始了道教走向成熟的官方宗教的过程。魏晋时代，不仅普通人民需要宗教
来抚慰饱受创痛的身心，就是上层统治阶级在激烈的内哄和互相厮杀中，也
常常朝不保夕，死于非命。人们普遍存在对生死离别的忧患，对长保享乐生
活的梦想，对精神超脱的追求，人们从各个不同方面，关心着人生命运和世
界的本质。然而由于汉末及三国两晋间的历次战乱中，江南受破坏较小，五
斗米道约于西晋统一时从北方传入江南，两晋之际的动乱，更促使五斗米道
转向江南发展。
进入东晋以后，上层统治阶级信奉五斗米道的大大增加。东晋南北朝的
许多门阀士族 （如当时北方大士族清河崔氏）都是信奉五斗米道的世家。在
最高统治者中奉道者也不在少数。晋哀帝“雅好黄老，断谷，饵长生药服食
过多，遂中毒，不识万机”。晋简文帝司马昱“先事清水道师。道师即京都
王濮阳也。”清水道是五斗米道的支派，以清水为人治病。简文帝也曾利用
道士为其求嗣。晋孝武帝司马曜和他的弟弟司马道子也佞信佛道。上层人士
大批涌入道教，带来了他们的情趣和要求，早期五斗米道道长式的祭酒统民
制度，要求平等，救穷周急愿望的教义，以及一些巫术式的方术仪式不能满
足他们的需要。他们更注重道教服饵养生，志山乐水的仙术，或一些治病广
嗣的方术。因此，五斗米道在进入上层后，“鬼道”的特点逐渐削弱，仙道
的内涵逐渐充实，较注重满足统治阶级的愿望，《上清》、《灵宝》等一批
新的道教经典问世并得以广泛传播，这一时期民间道教教义的进一步改造，
不但开启南朝道教变革发展的新机会，也使道教得以跻身于正统官方宗教的
行列，与根基深厚，咄咄逼人的佛教相竞争。
（2）葛洪与丹鼎道派
道教所崇尚的神仙信仰，早在战国时代已出现，最初只是一些方士到处
游说方术，宣扬神山仙岛、安期彭祖之类的传说，但没有理论形态。战国末，
虽受邹衍的启发，吸取了阴阳五行说；却未能掩饰其“妖妄荒诞”的形象。
至两汉又吸取黄老之术，《易》学及儒家谶纬之学，但理论上仍然没能超脱
就方术论方术的窠臼，分散而浮泛。一直到西晋，经书虽不少，却没有一部
能将丹鼎、符箓二派的教义与方术统一于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的著作。
魏晋时期士大夫渗入道教，改变了民间道教的原始面貌，引起道教内部
的变化。一方面由于门阀贵族招致方士，使方士们得以亲近门阀贵族，在他
们中间传播神仙方术，而且为适应贵族的需要而造作教义；另一方面，统治
集团之间争权夺势，互相残杀，高门贵族生死无常，一部分失势者便对人生
取消极态度，崇尚老庄，专事清淡，并喜爱养生方术，形成玄学流派，这两
个方面相互影响、吸收，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