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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将佛教中的消极颓废因素改造成为可以容纳儒家治世安民的精神，为
①
中国佛教的发展，开辟了另一蹊径”。
（2）西晋时期的佛教
西晋王朝虽实现天下一统，然各大利益集团 （门阀）争权夺利、相互倾
轧的残酷斗争自始至终。东晋干宝《晋纪总论》在评论西晋的社会风气与思
想文化状态时概括说：“风俗淫僻，耻尚失所，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
谈者以虚荡为辨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
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西晋短命（仅50余年）而动乱的
社会格局，既造成士阶层不拘一格的价值追求，又使下层百姓陷入苦难的深
渊，而佛教则迎合上下各阶层的精神需要，在完成其中国化的进程中逐步成
为一部分人的精神支柱。
西晋社会上层尊崇佛教的代表人物有皇室贵族中山王与河间王，士族官
僚中有周嵩与石崇。周嵩笃信佛教，“临刑犹于市诵经”。西晋时期的佛教
信徒已开始举办法会、持斋供养等，如三长斋月、六斋等，“凡斋日，皆当
鱼肉不御，迎中（中午）而食，既中之后，甘香美味，一不得尝，洗心念道，
归命三尊，悔过自新，行四等心，远离房事，不著六欲，不得鞭挝骂詈，乘
②
驾牛马，带持兵仗，妇人则兼去香花脂粉之饰，端心正意，务存柔顺” 。
宗教的生存与发展固然离不开上层皇亲贵族的支持和下层民众的“香
火”，然而宗教若仅有旺盛的“香火”和权贵撑腰却不一定会兴旺发达。西
晋佛教的重要发展在于佛教在中国不仅有了土生土长的血肉之躯，而且在于
逐渐有了一个中国化的灵魂。在这绝非一蹴而就的脱胎换骨中，西晋时期的
译经与注疏活动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西晋最有成就的译经家是竺法护，“其祖籍月支，世居敦煌，八岁出家，
万里寻师”。曾随师游历西域各国，遍学36种语言，搜集大量胡本佛经，他
一生往来于敦煌、长安之间，先后47年 （266—313年）译经150余部。其
中绝大部分属大乘经典，如般若类的《光赞般若经》、华严类的《渐备一切
智德经》、宝积类的《密迹金刚力士经》、法华类的《正法华经》、涅槃类
的《方等般泥洹经》和专讲佛的本生与菩萨本起的《佛说生经》、《普曜经》
等。竺法护所译的佛经内容庞杂，既有“思想深沉的多种哲学流派”，如法
身论、“色身论”、“心本清净”与“客尘所蔽”、“有想”与“无想”、
“汝即是道”、四等六度、植众德本、菩萨十地等学说，又有“形式粗鄙的
原始宗教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晋社会中流行的佛教观念，同时也
体现了竺法护的佛学主张。
西晋时期汉地译经家已具有相当水平和规模，如帮助竺法护译经的佛教
居士聂承远、聂道真父子。聂承远参正竺法护的译经并自译《越难经》，聂
道真除担当笔受外还译有《文殊师利般涅槃经》与《异出菩萨本起经》等。
原藉河南的帛法祖曾多次与道士王浮争论邪正 （王浮作《老子化胡经》），
他精通胡汉语，译有《弟子本》、《五部僧》等并注《首楞严》。除了长安
之外，佛教译经活动在全国形成多处中心，如洛阳有法立、法矩和安法钦等，
仓垣 （开封）有竺叔兰、无叉罗等，交州有疆梁娄至等。从总体上说，西晋
时期的译经活动仍属于民间性质，译经所需资金与场所，系由信徒自己筹办，
① 参见杜继文主编《佛教史》第4 章。
② ＇东晋＇郗超： 《奉法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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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人多为不见史传的地主或商人。从社会影响来看，以竺叔兰、无叉罗所
译《放光般若经》和竺法护所译《正法华经》最为流行，对当时及后来的佛
教发展产生较大影响。
（3）东晋、十六国佛教
中国北部在西晋灭亡后陷入十六国混战的局面，在后赵、前秦、后秦和
北凉等大国统治者的扶持与灾难频繁所造成的民众身心失衡中，佛教发展极
为迅速。
①北方诸国的佛教与政治。后赵的石勒既兴儒又崇佛，当时倍受尊崇的
有神僧佛图澄、狂乞者麻襦和禅者单道开等，民间百姓则为逃避租役而多“营
造寺庙，相竞出家”。石虎即位后崇佛之风更是有增无减，“中州胡晋略皆
事佛”；在某些地区甚至成为某些人物为实现某种政治目的而借用的力量，
如安定人侯子光就曾自称“佛太子”而聚众数千人。
苻坚建立前秦后以武力胁迫名僧道安至长安，并集“僧众数千，大弘法
化”。后秦的姚兴在位期间儒释并举，于401年将鸠摩罗什迎至长安，“集
沙门五千余人，一时名僧大德辈出，领南北中国佛学之先；其州郡事佛者，
十室而九，声振西域天竺，吸引了更多的外来僧人进入内地传教”。但姚兴
崇佛与石勒不同，他虽主张神识不灭、三世因果，却不崇尚灵异神通与巫术
妖言，理性色彩较强，并形成由国家委派僧官管理全国僧尼寺院的制度。
北凉的统治者沮渠蒙逊兴造佛像、请昙无谶译经并教其女媳多子之术，
开创密法的实际传播。北方除了长安之外，泰山也是佛教的一个传播据点，
较著名的有僧朗等人，据史载苻坚、姚兴、燕主慕容德等竞相拉拢联络，可
见北方佛教的政治影响令当朝统治者不敢轻视。
②佛图澄、道安、鸠摩罗什与僧肇。佛图澄（232？—348年）以神异著
称，虽曾为石勒、石虎出谋划策，主张“当杀可杀，刑可刑”，但主要是以
因果报应、“德化”等观念劝说石勒“不为暴虐，不害无辜”。佛图澄曾大
力向民间传播佛教，在其影响下石氏政权正式允许汉人出家为僧。佛图澄本
人持戒甚严，前后门徒近万人，所历州郡共建寺893所。《佛教史》对他的
评价是“在北中国活动30多年，他把巫术神异和参与军国机要同佛教教义三
者冶为一体，使佛教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被封建最高统治者作为真正信仰所
崇奉，并纳入国家扶植之下”。
道安 （312—385年）为般若学派“六家七宗”之一“本无宗”的主要代
表，著有《光赞折中解》、《光赞抄解》、《放光般若析疑准》、《实相义》
和《性空论》等。他首次编纂汉译佛教经录《综理众经目录》，提出僧侣废
除俗姓统以“释”为姓并形成传统，为僧团讲经说法、食住及平日宗教仪式
等制定“僧尼轨范”，曾二次分散徒众，传法四方。道安生活于战乱之际，
深切体会到“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并由注重个人解脱转变为主动承担对
社会实施“教化”的使命。道安将佛教的内容溶解于玄学的潮流之中，借助
玄学使外来的佛教义学进入中国上层思想领域。
鸠摩罗什（344—413年）为中国佛教四大译经家之一，所译佛经一类是
应长安僧俗要求新译或重译的佛典，其中有些佛经 （如《坐禅三昧经》等）
是适应中土对禅法的需要而自行编译的，既非原本、亦非罗什本人的主张；
另一类是鸠摩罗什侧重弘扬龙树、提婆的中观学派的代表论著，如《中》、
《百》、《十二门》与《大智度论》等。鸠摩罗什的译文“简练精粹，流畅
可读”，在思想上突出怀疑论的成分，从根本上否认语言概念在把握真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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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靠性，否认人的认识能力；但在这种“真谛”之外还有“俗谛”，即对
世俗人来说，世间一切关系和一切观念都是合理的和真实的。鸠摩罗什有弟
子三五千人，见于经传者有30余人，有所谓四杰、八俊、十哲等美称，其中
某些人成为国家管理僧尼的正式官吏。
僧肇 （384—414年）原崇信老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