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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禥登基为宋度宗后，比宋理宗更加沉溺于酒色。凡是皇帝临幸过的嫔妃，按照惯例要于次日早晨去谢恩，由主管官员记录在案。宋度宗即位之初，一次前来谢恩的嫔妃竟然多达三十余人，由此可见这个皇帝荒淫到了何等地步。宋度宗自己一心玩乐，忙于醉生梦死，将朝政全部交给贾似道，称其为师臣，从来不呼名字。朝臣都得称贾似道为周公。又加号贾似道为平章军国重事、太师、魏国公。
贾似道大权在握，还生怕自己的地位不牢靠，为此而费尽心机。他监筑宋理宗陵墓完工后，故意辞官回乡，又密令襄樊守将吕文德谎报军情。宋度宗、谢太后惊骇之下，不辨真伪，立即下诏将贾似道请回。贾似道还不满足，还多次以辞官要挟宋度宗，宋度宗为了挽留这位权相，竟然涕泣拜留。贾似道欲擒故纵的无耻行径激怒了同知枢密院事江万里，他劝宋度宗说：“自古无此君臣礼，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言去。”江万里因此得罪了贾似道而被罢官。
当时贾似道在西湖葛岭有不少豪华堂室，他自己也整天忙着纵酒行乐，根本不顾朝政。有人题诗嘲讽贾似道道：“山上楼台湖上船，平章醉后懒朝天。羽书莫报樊城急，新得娥眉正少年。”朝中官员只好将文书都抱到葛岭贾似道家中，交馆客廖莹中、堂吏翁应龙处理。时人因此讽刺说：“朝中无宰相，湖上有平章。”
尽管蒙古一度陷于争权夺利的混乱，但忽必烈继任大汗后，逐渐稳定了政局，兵锋直指南宋。
此时，宋军要塞襄阳、樊城一带成为宋元双方争夺的焦点。宋降将刘整向忽必烈建策，以襄樊为战略突破口，先取襄阳，由汉水渡长江，则宋朝可灭。不过，襄阳、樊城城坚池深，城中兵储可支数年，又能得到长江上游诸州供输，利于久守。为此，刘整建议采用围困战术，绝其外援，使其不攻自破，又建议说：“宋朝只恃仗吕文德（襄樊守将），然而吕文德可以利诱，可遣使送他玉带，请求在襄阳城外设贸易市场。”
忽必烈依计而行，确定以襄樊为战略突破口，并派人贿赂吕文德，吕文德果然同意。于是蒙古军以贸易为名，在襄阳城外修筑堡垒，立榷场于樊城外，筑土城堡垒于鹿门山（今湖北襄樊东南），为日后攻打襄、樊奠定了第一个据点。吕文德之弟吕文焕发觉蒙古军的阴谋后，加以提醒，但为时已晚。
宋咸淳四年（1268年）九月，忽必烈汗以刘整为都元帅，随同征南都元帅阿术（兀良合台子）进攻襄阳。蒙古军首先在鹿门堡和白河口（皆在今襄樊东北）筑城，切断了宋军南北之援；又筑台汉水中，与夹江堡相应。从此，援襄宋军皆不得进。刘整又向阿术献议，认为水战不如宋军，于是造战舰五千艘，练水兵七万，作渡江灭宋的准备。忽必烈汗又增派史天泽、张弘范（张柔第九子）领兵包围襄阳。史天泽又在要害处筑城堡近十处，筑城自万山（今湖北襄樊西北），包白丈山，使南北不相通。又筑岘山（今襄樊东南）、虎头山（今襄樊之南）、为一字城，联互诸堡。对襄阳的围困圈逐渐完成。
宋咸淳五年（1269年）春，蒙古军包围汉水北岸的樊城，守将吕文德、吕文焕、范天顺（范文虎之子）、牛富等指挥军民奋勇坚守。南宋朝廷先后派张世杰（张柔前部将，一说为张柔侄）、夏贵、范文虎率军援救襄阳，均被拦截的蒙古军打败。守将范文虎，他的儿子就在襄阳城中，他自己战败后竟然率先乘轻舟逃跑。
襄阳宋军主帅吕文德因早先接受贿赂，同意蒙古军开设贸易市场，常有遗恨，总说：“误国家者，我也。”不久忧郁成疾，背上疽发而死，其弟吕文焕接替他守襄阳。
宋咸淳六年（1270年），蒙古军围攻襄樊已经两年。当年正月，南宋朝廷派孟珙部将李庭芝出任京湖制置大使，督师援救襄、樊。宋殿前副都指挥使范文虎担心李庭芝夺去头功，致书权相贾似道，表示不愿听其节制。贾似道竟然命范文虎牵制李庭芝。李庭芝多次要求进兵，范文虎却日恣淫乐，拒不发兵。遭到弹劾后，才于九月率师援襄，结果为蒙古将领阿术、刘整等大败于灌子滩 （今湖北襄樊南），范文虎乘轻舟逃脱。
蒙古自从成吉思汗建国以来，一直用族名充当国名，称大蒙古国，没有正式建立国号。宋咸淳七年（1271年），忽必烈采纳刘秉忠、王鹗等儒臣的建议，根据《易经》“乾元”的意思，正式建国号为大元。忽必烈就是元世祖。追尊成吉思汗为元太祖，窝阔台汗就是元太宗，贵由汗就是元定宗，蒙哥汗就是元宪宗。至元九年（1272年）二月，忽必烈采纳刘秉忠迁都的建议，改中都为大都，正式定为元朝首都。蒙古国时期，统治中心在和林（今蒙古内），忽必烈即位后，元朝的统治中心已经南移，远在漠北的和林不再适合作都城，忽必烈开始寻找新的建都地点。他升开平为上都，取代和林，接着又迁往更理想的燕京（今北京），定名为中都，中都改为大都后，忽必烈于至元十一年（1274年）正月在大都正殿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大都从此成为元朝的统治中心。
这一年，元军加紧围攻襄、樊，宋将范文虎曾率军督运粮饷输之襄阳，但为蒙古军所败，范文虎干脆弃战船、辎重而去。
咸淳八年（1272年）五月，李庭芝屯驻在郢州（今湖北钟祥）。他见元军将襄阳围困得如铁桶般，宋援军难以靠近，便想另寻他法。经过探访，李庭芝得知襄阳西北有条清泥河，便想派军便衣乘船入援襄阳。经过一番准备，造了一百多艘轻舟，并招募到三千民兵。民兵领袖张顺（绰号矮张）、张贵（绰号竹园张）乘船领先，顺流而下。元舟军封锁江口，张顺等斩断元军设下的铁链、木筏，转战百二十里，黎明时分终于到达襄阳城下。然而收军时，却不见了张顺。数天后，才见到张顺尸体从河中浮起，身上中六箭，手中仍然紧握弓箭，见者无不动容，吕文焕特以隆重之礼安葬。
张贵领民兵入援襄阳成功后，又派能伏水的战士二人，泅水去范文虎处投书，约定自郢州发兵夹击。吕文焕、张贵到期发舟出战，但范文虎失约，郢州兵没有来。张贵孤军作战，误认元兵为郢州兵，到了近前才仓速应战，身被数十创，战败被俘。阿术劝张贵投降，张贵不屈而被杀。元兵将他的尸体抬到襄阳城下，守兵皆哭。吕文焕将他葬在张顺墓旁，立双庙祭祀。
襄阳被围四年有余，粮食吃尽，民力殆尽，城中军民不得已，发展到以小孩之肉为食、以人骨为薪的悲惨地步，实际已经到了最危急的关头。吕文焕每次巡视城楼，都南望恸哭。范文虎自己援襄无功，又掣肘李庭芝，使其援襄终未能有所作为。襄樊危急，临安城内的权臣们却天天酒醉神迷、歌舞升平，“论功周、召，粉饰太平”（陈世隆《随隐漫录？？卷二》），正应了前人所谓的“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幼歌舞”。当时有个姓杨的佥判（幕职官），耳闻襄樊前线的惨况，目睹临安贾似道权奸当路，拍案而起，作了一首《一剪梅》道：
襄樊四载弄干戈，不见渔歌，不见樵歌。
试问如今事若何？
金也消磨，谷也消磨。
《柘枝》不用舞婆娑，丑也能多，恶也能多！
朱门日日买朱娥。
军事如何？民事如何？
以事实发话，直斥贾似道等权奸。
贾似道不但不发兵救援，还不准别人谈及前线的战争。有一天，宋度宗突然问：“襄阳之围已三年矣，奈何？”贾似道说：“北兵已退，陛下何从得此言？”宋度宗说：“一个宫女这么讲的。”贾似道立即探出那宫女的名字，用别的罪状把她逮捕，囚死于监狱。此后，前线战事虽越来越危急，无人敢告诉宋度宗。
咸淳九年（1273年），襄樊被围第六年。张弘范又向阿术建策，截断江道，断绝宋军外援，切断襄阳和樊城之间的交通，这样，两城将会孤立无援。樊城与襄阳隔汉水相望，唇齿相依。咸淳中，宋军植木江中，联以铁索，架造浮梁，互为声援，共同坚守。两城相依互存，蒙军围攻四、五年之久，一直未能破城。
阿术、刘整听从张弘范的建议，派军断木沉索、焚毁浮桥，断绝了樊城与襄阳的联系，放火烧毁了襄阳江岸宋军的战船。随后，元军在用回人亦思马因所造的巨炮攻樊城。这巨炮就是后世所称的“襄阳炮”，实为巨型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