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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不抵抗主义’，甘地也偶用过这个词，但仍是译的‘不害’的梵语，
而其意却在坚持真理，对于罪恶及违反正义拒绝到底，因此而引起之任何屈辱与
苦痛之后果皆忍受不辞，而决不停止对罪恶之反抗以趋屈服。所以其意却毋宁是
‘不屈’。……专以名词字面当商标，因而不看货就评价，实在是危险的事。”
原来的《后记》和《又记》注明是一九四二年十月和十二月写的。小册子是
一九四三年三月在重庆用土纸印刷出版的。作者署名是“止默”。出版者是“美
学出版社”。
作为题词的《吠陀》诗是从英译转译的文言诗体。后来我从梵文原本译出的
这首诗是白话体的，题为《夜》，在前面的印度古诗中。
一九九七年四月底记
谈外语课本
自从梁启超提倡“和文（日文）汉读法”，严复编出《英文汉话》以来，现
代中国不知出版了多少部外语课本。外国人为中国人编的和解放后屡次修订重编
的各种统一外语教材不算在内，恐怕种数也不会少。从戊戌变法（一八九八）以
后有了译学馆，清政府正式承认外语课程算起，也快要一百年了。解放三十五周
年已过，好像还没有来得及总结一下解放前几十年的现代经验。现在新的外语课
本，包括函授和录音磁带的，层出不穷，日新月异。为了考试对付标准答案，自
然只好硬背中国的或则外国的标准课本，可是为了教和学外国语，还是得做点
“回顾展”之类的工作吧？
我从未经过任何外语考试，现在若应考也必然没有一门能及格，所以对于如
何准备考试取文凭以及通过什么“托福”之类，我是纯粹的外行，一窍不通，没
有发言权。不过，我学过也教过几种外国语，而且经历过不止一种教、学外语途
径，包括函授和直接从外国人学，在小学和大学上课，个别教学。所以我也不妨
谈谈自己的当然不配称为经验的体会。这不值专家一笑，却也许可以对青年愿学
外语者提供一点参考资料。这不是正面的，成功的，也未必都是反面的、失败的。
主要谈谈我用外语课本的感想，等于讲闲话。
我想从我教中学英语的可怜经历谈起。
抗战初期，我经一位教大学英语的朋友推荐，到新搬来偏僻乡间的一所女子
中学教英语。一方面是学校匆促在战火逼近时搬家，没有一个英语教员跟来，
“病急乱投医”；另一方面是我急于找一个给饭吃的地方，贸贸然不自量力；于
是我欣然应聘前往一处破庙加新房的中学去，见到那位当时当地颇有名望的老校
长。他比我年纪大一倍还多，一见我时仿佛有点愕然。我想若不是学校已经开学，
实在无办法，他是不会请我这个青年人去教女子中学的。不过他还是很客气，说
明要我教四个年级，共四个班，从初中一到高中一；高中二和三是师范班，不学
英语。现在是下学期，已经上课，学生都有课本，上学期学了一半，现在就接着
教下去。时间很紧，本周来不及，下星期一开始上课。每班每周三次，各一小时。
四个班共有一百多学生，每周都得批改作业，辛苦些。以后有了高二、高三，共
六个班，还要请英语教员。他随手把一叠课本和四个班的点名册交给我，便站起
身来。我捧着这些本子回到新搭起来的教员宿舍。一看课本，不禁吃了一惊。不
知是不是原来都是兼职教员，还是年年换教员，还是作实验或则别的什么缘故，
四个班的课本是四个书店出版的，商务、中华、世界、开明，各有一本，体系各
各不同，编法互不一样，连注音方法都有三种：较旧的韦伯斯特字典式，较新的
国际音标，较特别的牛津字典式。离上课只有两三天，这几种课本我都没学过，
必须赶快熟悉四种教学体系，还得找各班学生问明白学到哪一课，以前教员如何
教的，立刻准备下一课的教案，免得老校长问起来不好答对。当然学生名册也得
先看一遍，怕有的名字古怪，一下子叫错了。好在我学英语是“多师是汝师”的，
三种注音法我都会，几种语法教学体系我也还不陌生，估计两三天内还不会赶不
及。结果是不但要备课，还得陪同屋的教“国文”的老先生谈时事、谈天；星期
日又要赶到十里外的大学去向推荐我的朋友报告情况，免得他不放心，来回要走
二十多里路。晚上不得不足睡八小时以上，不能点煤油灯开夜车扰乱同屋的老先
生休息。这些都没有难住我，难关却出在学生身上。女孩子在十几岁时正是发育
时期，一年一个样。初中一年级的还像小学学生，打打闹闹，初二的就变了样，
初三的有点像大人，高一的已经自命大人，有的学生俨然是成年女郎了。我仿佛
被抛进了女儿国。课本是死的，学生是活的，上课一星期，我就明白了过来，光
会讲课本还不能教好学生，必须先了解学生。首先必须使她们把对我的好奇心变
成承认我是教她们的老师，而且还得使她们愿学、想学、认真学英语。在以上这
些条件都具备之后，我碰到的问题是：要让学生适应课本呢？还是要让课本适应
学生？这才是个根本问题。我不知道怎样解决才好。
我有个朋友学过不止一种外语，而且学得不错。他常对我说，自己脑筋不灵
了，学不好什么学问了，只好学点外语，因为学外语不费脑筋。他不是开玩笑。
这在很久以后我才明白过来。学语言不是学语言学，不能用学什么“学”的同样
方式。学外国语是学第二语言，又和小孩子学第一语言不同。当然都有共同点，
但就不同点说，学语言不是靠讲道理，不能处处都问为什么，这个“为什么”，
语言本身是回答不出来的。语言自然有道理，讲道理是语言学的事。学了语言道
理不一定学会了语言，会了语言未必讲得出道理，讲出来也未必对。为什么要译
成“反馈”而不用“回喂”呢？为什么译“情报”不如译“信息”好呢？为什么
这在外国语中可以用一个词而汉语要分成两个呢？为什么“科学”一词英、法文
都用从拉丁文来的词而德、俄文偏偏不用呢？汉语为什么不能通行自己的“格致”
而要用外来的日文汉字“科学”呢？语言是有道理的，但学语言似乎是不必讲很
多道理的。有些语言中的冠词和形容词要跟着相关的名词变形，那么，后面的词
还没出来，怎么就知道前面的词要变成什么形呢？若是先想好后面的词的性、数、
格，再去照样变出前面的冠词或形容词，那样能讲话吗？更不必说长句子了。有
些语言的动词是在句尾的，主语和谓语中间可以夹上一大串，动词没出来时不知
讲的是什么。是不是想好了后面才讲前面呢？讲出话是线性的一串，但讲话又不
是线性的。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开头总是格格不入，总觉得人家的舌头和
头脑特别，说话别扭无理。那么，有冠词的，无冠词的；代词有性别的，无性别
的；哪种更合理？“是吗？”“阿是？”“是不是？”哪句更有理呢？学语言不
费脑筋，不是说不用力气，只是说不必钻研。我于是照他的说法去试教学生，不
以课本为主，而以学生为主，使初一的小孩子觉得有趣而高一的大孩子觉得有意
思。她们一愿意学，我就好教了。我能讲出道理的就讲一点，讲不出的就不讲，
让课本服从学生。我只教我所会的，不会的就交给学生自己，谁爱琢磨谁去研究，
我不要求讲道理。我会的要教你也会，还要你学到我不会的。胜过老师的才是好
学生。教了一学期下来，我发现四个书店的课本的四种体系，各有各的道理，却
都不完全适合中学生学外语之用。处处讲道理，也行：“照本宣科”，谁也会；
模仿也能学会外语；但我觉得不如灵活一点、有趣一点，“不费脑筋”，师生各
自量力而行。这样试验的结果是学生没有赶我走。老校长大概放了心，没有找我
谈什么问题。介绍我去的人后来对我说：“起初我是不大放心的。有位朋友说，
像你学的这样的英文能教中学吗？我相信你能教，果然教下来了。”实际上我的
讲课和改作业不见得不出错，不过总算是教过来了，不能说是“误人子弟”。
我从这段经历认识出了一个三角形。教师、学生、课本构成三个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