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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纸荒唐言”，任凭批判，好在印度古人不会还口。
还有一点要说。一九七六年欧洲出了一本《西藏语法传统研究》。由此提出
了一个问题：和梵语语系截然不同的藏语如何能应用梵语的语法体系来构成自己
的语法呢？我们由此自然会想到《马氏文通》。汉语和拉丁语也是构造大不相同，
何以能用拉丁语法的格式讲汉语语法呢？利用印欧语系的语法格式讲汉语的何止
这一部？一向我们以为这不过是削足适履，可是帽子总是不能当鞋穿吧？既然说
的通，就必有共同之处（不见得就是现代语言学所谓“深层结构”）。梵藏和梵
汉的翻译可以作为大量研究材料。
这里说一个例子。梵语有复杂的词尾变化，而汉语却不然；可是梵语的复合
词是去掉前面的词的语尾的。梵语复合词越来越长，就越来越像古汉语。汉语直
译梵语，不过是割去梵语词的尾巴，而这在梵语复合词中已经如此。再就不复合
的词说一个例子。佛经开头一句公式化的“如是我闻”中，后两字中，原文的
“我”是变格的“被我，由我”，“闻”是被动意义的过去分词，中性，单数，
两词连起来是“被我听到的”。这在古汉语中照原词义和原词序用“我闻”就表
达了“我所听到的”，可以不管原来的语形变化。梵语的书面语发展趋势是向古
汉语靠近，表示词间关系的尾巴“失去”成为待接受对方心中补充的“零位”
（数学用语）或“虚丈”（占卜用语）。同时，由所谓“俗语”转变为现代印度
语言的口语发展趋势则向现代汉语接近，性、数、格之类词形变化简化甚至失去，
而增加表示词间关系的词。这可以说是语言的历史发展中的有趣现象吧，可惜似
乎还不见有人认真做比较研究。
采直译、“死译”或“硬译”方式的汉译和藏译佛教文献中有不同语系的语
言对比问题，有翻译中的语言学问题。近二十年来世界上各门科学都蓬勃开展新
的探索，可能语言学也会很快把这类研究提出来了。中国人应当更有方便吧？有
志之士“盗兴乎来”。——当然要谨防中毒。勿谓言之不预也。
实在不应再谈了。但在佛教文献的大门上，我想还要写上马克思引用过的，
诗人但丁在地狱门上标示的话：
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像；
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奉。
一九七九年
怎样读汉译佛典
——略介鸠摩罗什兼谈文体
中国佛教典籍的丰富在全世界当可算第一。我曾就其中的汉译文献部分写过
两篇文章略作说明。但汉译佛典数量庞大，一般人不知从何读起。读书先要定目
的。若从文化发展着眼，不是专门研究而只是想直接从汉译佛典了解中国汉族佛
教的一些要领和印度佛教的一斑，有没有比较方便的途径？本文提出一点意见以
供参考。
宗教文献只是宗教的一部分，汉译佛典又只是中国佛教文献中汉、藏等语言
译本中的一部分，我们又只能读其中的一小部分，岂不会以偏概全？对于专门研
究者当然要避免这样，但对于着眼于了解文化的人却又不同。这些人读书既要
“胸有成竹”，又要“目无全牛”，还要能“小中见大”。考察、了解、研究一
种文化以至一种文献本来有两种方式。“读天下书未遍，不敢妄下只字”，那只
是在古代书很少的时候可以说说。如果只有掌握了对象的全部情况才能研究，那
么天文、历史、人类等都无法研究了。事实上，宇宙或则人类是一大系统，其中
又可分层次，又是由各部分组成，最后可以分解为基本粒子之类。科学研究总是
割裂进行的，是在原子论和系统论的哲学思想指导下又分析又综合的。这是一种
方式。另有一种方式是我们用得最多而习以为常不觉得可以也是科学方法的。我
们从来不可能同时仅由感觉知道一件东西或一个人的全面、全部。一间屋子、一
个人，我们看到这面就看不到那面。我们又不是将里里外外四方八面都考察到了
然后综合起来才认识这间房子或则这个人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房子和人的认
识。以偏概全固然不可，由偏知全却是我们天天在做的。打仗要知己知彼，但若
要对敌人一切都知道了再综合起来下结论然后打仗，只怕只能永远挨打了。何况
情况还在不断变化？许多科学结论所根据的也只是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如天文、
生物是不可能全部知道的。这样会有错误，因此科学由不断修正错误弥补不足而
发展。所以分析一个全体的部分是科学方法，由部分而知全体也是科学方法。不
过前一方式已经大大发展，后一方式虽然在我们日常取得知识中应用，却没有照
前一方式那样发展，所以我们不以为它是科学方式，不注意科学中也在应用这种
方式。我们往往注意结构而忽略程序，注意系统而忽略整体。其实上述两种方式
都有哲学思想指导，都可以用数学表示，都是科学，都可以发现真理，也都可以
产生错误。读文献也可以应用这两种方式。前一方式是大家熟悉的，现在试试后
一方式。
提起中国佛教，首先就碰见了“佛”。无论是和尚或不是和尚，信佛或不信
佛，一句“阿弥陀佛”是谁都知道的。一直到小说、戏曲和电影、电视剧中都会
出现。阿弥陀佛远比释迦牟尼佛的名声大。其次，“菩萨”是最普遍为人知道的。
观世音菩萨或则观音是最有名的菩萨。通俗文学如《西游记》等小说、戏曲都为
观音作了大量宣传。传说他（或她）定居在浙江的普陀山。观世音和大势至是阿
弥陀佛塑像左右的两位菩萨“侍者”。再其次，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禅”是
最流行的佛教用语。《红楼梦》里贾宝玉就谈过禅。“口头禅”、“野狐禅”、
“参禅”之类成了流行语。许多大庙里有“禅堂”。匾额上的“禅”字早已简化
了。右边的“单”字本来上面是两个“口”字，但不能写“口”，只能点两点，
因为“参禅”“打坐”是不能开口说话的。可是另一种“禅”却又相反，专用口
头语言讲怪话，说是“禅机”。这个“禅”字本来是“禅让”、“封禅”，读音
不同，后来成了佛教的“禅”，是个译音的外来语。“禅”如此通行，究竟是怎
么来的，本是什么样的？再有，不是和尚的佛教徒称为“居士”。在古代中国知
识分子中有一位印度居士名气很大。唐朝著名诗人王维，号叫摩诘。“维摩诘”
就是这位印度居士的名字，中国这位诗人用来作自己的名号。“病维摩”和“天
女散花”是很著名的典故。这又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追溯一下这一座佛、一尊菩萨、一位居士、一个术语的文献来源，就可
发现这些和中国最流行的几个佛教宗派大有关系。阿弥陀佛（意译是无量寿佛或
无量光佛）出于《阿弥陀经》。这是净土宗的主要经典。观世音菩萨出于《妙法
莲华经》（简称《法华经》）。这是天台宗的主要经典，也是读的人最多的一部
长篇佛经。禅宗几乎是同净土宗相等的中国佛教大宗派。这一派的主要经典是《
金刚经》，同时还有一些讲“禅定”修行法门的经典。至于那位著名的居士维摩
诘则出于《维摩诘所说经》（简称《维摩话经》）。这是许多不出家当和尚的知
识分子最喜欢读的佛经。
这四部最流行的佛经的译者竟是一个人，鸠摩罗什（公元三四四——四一三）。
鸠摩罗什（意译是“童寿”）的父亲是印度人，母亲是当时龟兹国的公主。
龟兹国在今天新疆的库车一带，汉时就属于中国所谓西域，统治者曾由汉朝廷封
王并和汉王室联姻。因此鸠摩罗什是兼有中印双方血统的人，不过不属汉族。他
幼年时曾回到当时印度西北方现在的克什米尔一带求学。在公元前后几百年间，
这个地区，现在的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苏联、中国边界邻近一带，曾经是
古印度文化的一个发达中心。公元后，受希腊影响的佛教犍陀罗雕塑艺术在这里
繁荣。佛教文化从理论到实践也在这里的贵霜王国（大月氏人）中有大发展。这
个王国在二世纪时统治了从中亚直到印度次大陆的中部，在古代印度文化史中占
有重要地位。鸠摩罗什当四世纪时在这里学习以后回到中国。他七岁从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