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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起点是非常重要的。为了学术发展，我们是不是要给名家恢复名誉，不把
辩者的怪说当做诡辩？他们的思想倾向和思想方法是不是可取？
值得注意的是，《天下》篇中引惠施的话说，“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
这只能是几何学中的面。无厚，无论重叠堆积多少，还只是一个面。他接着说，
“天与地卑。山与泽平”（“卑”字，据孙治让说，与“比”通，引《荀子》
“山渊平，天地比”为证）。更是只能指没有厚的面。天和地各自都有一个平面。
山的表面高低不平，湖的表面波浪重登，但都有一个无厚的表面。面，揭不下来，
却实际存在。他说，“至小无内，谓之小一。”这个没有面的点只能是几何学中
的点。他说，“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这当然是指空间的无限。这些话都表明
他很注意研究空间。那么，他说“连环可解也”，很可能是说，连环之间有空隙，
相套的两环可以互相脱离，互不接触，但是有一个限度，到了限度又会接触。限
度随环的大小而定。这难道不是说圆的性质，说圆面有圆周和直径吗？辩者说，
“郢有天下”（郢是楚国的都城，这位辩者大概是楚人）。这也只能是说地的表
面。从那在地上的这一点看，天下的地的表面全联在一起。这显然是辩者响应惠
施关于面的理论。庄子引这方面的话较多，可能是因为讲空间容易和他的“逍遥”、
“齐物”理论联系。但惠子的话应当是“历物之意”，说的是物的形，就是几何
学，若作为哲学，岂不是诡辩？惠子能想到并说出抽象的点和面以及无限，得到
辩者们的响应，真了不起。若是发展下去，岂非中国早就可能有几何学，出现自
己的中国式的欧几里得，而不是仅仅讲勾股方圆测量技术？不过几何学在欧洲也
是停滞甚至断绝一千几百年后才有突飞猛进发展的。
人类生活在三维的空间中，但是对于平面的两维容易认识，而对于构成立体
的第三维的认识就相当难。庄子所引的惠施就没有解说厚。我们的感觉不能同时
接触四面八方。耳听声，鼻闻香，舌辨味，没有立体感。身，皮肤所接触的只是
表面。眼见立体，实际在网膜上映出的是平面，像电视屏幕上的光影图像。我们
从婴儿时起习惯于依照经验知道看见的是立体，但估计距离常犯错误。两眼又只
能见一方，不能同时兼看大范围的上下左右，见前不能见后，不能看到对象的背
面，看不见自己的背后，不见自己的眼、脸，只能见在镜子中反映的平面形象。
佛教徒把这五种感觉叫做五识，说另外有第六识叫做“意”识，才是能认识“法”
的。“法”就是感觉不能直接认识的对象，如观念、情感等等。我们时时和立体
打交道，思想上却不注意分析立体，不把物，还有事，当做多面体，不重视平面
和平面以外的有关的线面的关系。我们不能直接感觉立体空间，只可以认识，知
道。不过这是模糊的出于习惯的认识，是一个概念，为了作为行动的依据。我们
永远见前不见后，不能同时看见和感觉到立体的所有方方面面。知道空间，但是
说不出空间是什么。身在三维中，思想常常不出二维。我们会左思右想，心中七
上八下，中是瞻前就不能顾后。我们习惯于线性的和平面的思维方式，不习惯或
不会作多面的即立体的思维方式。我们常说思想是螺旋上升前进的。螺旋是线，
不是面，更不是立体。螺旋构成的立体是圆锥或圆柱。我们的思想是不是仅仅线
性的？上升，前进，是运动。运动只有在空间之中。一般对于空间的认识是模糊
的认识。分明的确切的认识，只能是几何学的数学的科学的理解。要求确切，只
有用符号。语言文字符号仍不能确切，必须分析。数学是运用符号的科学。人类
用数学语言和自然界对话。惠施、公孙龙等辩者、名家开始分析语言文字符号，
要求确切，开始从万物的形分别认识出点、线、面，再从物的立体分别认识出运
动、空间、无限，这应当算是数学、科学思想的开始，也许可以说是有了空间时
间概念的三维甚至多维认识的立体思维、符号思维的开始。他们是在和自然界对
话，探讨宇宙的奥秘。他们的学说不是“无用”、“寡功”，而是可以有大用，
有大功，不过不是直接的、眼前的而已。例如，“鸡三足”可能是从鸡的跳跃旋
转看出在两足行走之外的运动能力，用第三足作为符号表示，以怪说引起关于运
动的思考。这就不是寻常的、简单的、习惯性的思考了。如果这样说不错，那么，
公孙龙、惠施、辩者之群可以算是战国时代百家之中开始进行未与技术结合的科
学思考的思想家了。科学思想发展的道路是崎岖而危险的。这些思想家仅仅留下
了名家、辩者的称号，不受重视。中国的技术发明成就极其辉煌，相形之下，科
学，尤其是科学思想，在历史上就前进得非常艰难困苦。然而，辩者们的早早出
现可以证明中国人的抽象思维、科学思想能力是决不后人的，只是长期缺乏有利
的氛围而多不利的因素而已。以上说法不够确切，只是一种想法，也许可以供人
参考。
魂兮归来，公孙龙！惠施！辩者！
一九九七年十月
“道、理”·《列子》
我们中国人最喜欢讲道理。不论识字不识字，读书不读书，大家都知道凡事
要讲道理，也就是讲理。“你讲理不讲理？”是吵架和打架的序言。
从书本上说，道、理两字可以概括两三千年的文化思想。不但老子开口就是
“道可道，非常道”，而且孔子也是开口“天下有道”，“天下无道”，闭口
“道之不行也”，“大道之行也”，以至于“大学之道”，“生财有大道”。南
齐刘勰作《文心雕龙》，开篇是《原道》。唐朝韩愈作《原道》，建立了“道统”。
宋朝的哲学称为“道学”，又称为“理学”，讲“万事万物莫不有理”。于是
“道”、“理”并称，成为“道理”。
稍微细看一下，“道”和“理”的流行又有先后之别。孔、孟、老、庄不大
讲“理”。从宋朝起，讲“理”胜过了讲“道”。分界线是在五代十国之时（当
时有位名人叫冯道）。这以后“道”便主要属于“道家”，“道教”。“道学”
只沾点边。“讲道”、“布道”在基督教会里。“讲道理”也简化为“讲理”了。
魏晋南北朝时佛教进来，佛“法”化进了中国原来的道理。和尚早期也称为
“道人”。但“法”（达摩）始终没有代替“道”和“理”。那时是变化的开始。
大变化是在晚唐五代。这以后中国社会的许多方面便和以前有很大不同了。也许
全部过程是从三国到五代，但那太长了。或者可以说，南北朝是一变，五代十国
是二变。孔子说过：“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中
国读书人中流行的思想却是“道”一变，二变，至于“理”。这和不读书人的思
想也是相通的。天师道或五斗米道后来变为天理教。不过“道”字的势派好像还
是比“理”字大些。“替天行道”，“天道好还”，比“天理昭彰”通俗些。但
是到末了，“理”字大占上风。真理、理论、理智、理性等词流行，“道”字不
见了，“理”字也不是原来的了。
从什么时候起不讲“道”甚至不大讲原先的“道、理”了？我看是在清朝道
光年代。“道光”的“光”本是光辉，变成了“精光”。清朝从满族入关建立大
帝国到“亡国”共有十个皇帝。一帝一个年号，很好记，是顺（治）、康（熙）、
雍（正）、乾（隆）、嘉（庆）和道（光）、咸（丰）、同（治）、光（绪）、
宜（统）。道光正在中间，承上启下，从讲“道、理”到不讲“道、理”。确切
些说是在这以前，大家一直讲了几千年的大“道、理”，从这以后，越来越不讲，
也不爱听那一套大道理了。
为什么道光年间起了变化？背景很容易说，是有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从
遥远的欧洲，经过印度，来了越来越多的鸦片，终于在道光二十年（一八四O ）
引起了东方天朝大国和西方蕞尔岛国英吉利的一场大战。天朝竟然糊里糊涂被打
败了。赔了大量的白银还不算，又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