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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８年秋冬，北京一些高校里有各种“研究会”、“讨论会”、“沙龙”。方励之、严家其、苏绍智、包遵信、张显扬、许良英等人经常应邀到这些地方发表演讲。他们含蓄地或大胆地批评共产党，批评现行制度。
１２月７日，金观涛在北京大学“未来中国与世界”的讨论会上说：“二十世纪另外一个遗产是社会主义尝试及它的失败”。《新观察》主编戈扬以一位老党员的身份作证说：“金观涛对社会主义的否定不是太厉害了，而是客气了一点。实际上，现在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封建社会，它的头子必然是皇帝。”进入１９８９年，民主派的活动越来越频繁，言论越来越大胆。政府也越来越加强了对他们的监视，掌握了他们的一举一动。
１９８９年１月６日。方励之致电邓小平，要求大赦政治犯、释放魏京生。此时，不少人要求释放魏京生，有人为魏京生家属筹集资金。
１月２８日。苏绍智、方励之等在北京“都乐书屋”搞“新启蒙沙龙”活动。参加者除中国人外还有一些美国、法国、意大利的驻京记者，共百余人。方励之在会上说：“现在中国主要是人权问题，需要行动。”这次活动引起了政府的高度注意。
２月４日。方励之等人在友谊宾馆举行“名人名家迎春联谊会”。方励之说：“希望企业家作为中国的新生力量，同先进的知识分子结合越来，为争起民主而斗争。”２月１３日。诗人北岛发起、由陈军出面，联系了冰心、萧乾等３３名知识分子发出了《致人大常委和中共中央的公开信》，要求“在建国４０周年和五四运动７０周年之际，实行大赦，特别是释放魏京生等政治犯”。这封信发出后，政府以新华社记者访问司法部负责人的形式做出反驳：“陈军等人发起写信提出要求释放魏京生，其实质是制造舆论，对政府施加压力，干涉国家的司法审判。”各单位向职工传达说，冰心签名是受陈军的人的蒙骗。陈军拿着吴祖光的介绍信到冰心处，说是帮助党稳定局势，搞大赦。冰心后来说：“我以为是为中央补台，现在糟了，还影响萧乾。我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把我的名字摆在前面。”２月２６日。张显扬、李洪林（八十年代初活跃在北京的理论家，后调福建社科院）戈扬等４２人联名写信给中共中央，要求释放政治犯。
３月８日。王淦昌、许良英等４２名科学界人士联名发出《致赵紫阳总书记、万里委员长、李先念主席、李鹏总理并中共中央、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国务院的公开信》，要求“防止由于发表不同政治见解的言论和文字而治罪的历史悲剧重新出现，请责成有关部门释放一切因思想问题而被判刑或劳动教养的青年”。
上述公开信各国报纸都广为刊载了，连苏联、东欧的报纸也登了。袁木在３月１４日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谈到关于这几封要求释放政治犯的信时说：“中国没有政治犯，因而不存在释放政治犯的问题。”中国因言获罪的知识分子和流氓、小偷、强奸犯、杀人犯关在一起，当然没有政治犯。
中共中央向各单位向职工传达时说，这几起签名背后都是美国支持的。
美国是否支持这几起签名无法核实，但是，美国支持中国的不同政见者确有其事。２月２５日，美国总统老布什访问中国。２６日晚，他在长城饭店举行德克萨斯式烤肉招待会，没经中国政府同意，邀请了几名中国政府不喜欢的人出席。他们是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家其、经济学家苏绍智、文艺界著名人士吴祖光。老布什到别人家里做客，邀请主人不喜欢的人，当然是不愉快的。在被邀请的人当中，除方励之外，其它4个人都出席了。方励之接到请贴后乘车去长城饭店。途中被警察以违反交通规则的名义扣下。方改乘出租车，途中又以违反交通规则的名义受阻。方又改乘公共汽车，汽车到站时，警察不让停车。他又步行很长的路到美国大使馆。使馆门前的中国警察不让进入。方又到加拿大使馆一位外交官员的家里，这位外交官用外交车把方励之送到香格里拉饭店的新闻中心，在这里他接受了外国记者的采访。第二天在家里又开了记者招待会。
２８日，美国官方就方励之未出席布什的晚宴事发表谈话。３月１日，中国外交部就美国官方这个谈话发表评论，对美方“不负责任的谈话”“感到惊讶并深表遗憾”。
晚宴事件使不同政见者和政府的矛盾更加公开化了。
这种矛盾的公开化，本是持不同政见者的意愿。有了公开化才有合法化，有了合法化才能组织化，有组织才能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当时政府的态是，绝不让步，绝不迎合。政府认为，“迎合只能搞乱政局，一让步他们就得寸进尺。我们要作中流砥柱，要对史负责。”当时新华社传达一位中央领导人的话说：“搞万人签名也没什么了不起，我们也可以搞签名呢。”政府这种强硬态度与东欧形势有关。当时东欧正处在剧变之中。南斯拉夫提出不要垄断政治，原有的政治秩序被打乱。波兰提出政治多元化，由一党执政变成了三党竞争（统一工人党，统一农民党，民主党）。雅鲁泽尔斯基一度宣布团结工会为非法，这时又承认其合法地位，团结工会力量迅猛扩大。全国１２００万工人有９００万参加团结工会。２月１２日，匈牙利宣布１９５６年的骚乱是人民起义，这使中国十分被动。当年是中国共产党劝苏联出兵镇压这场骚乱的。对东欧出现的新情况，中共中央密切注意，接连开会研究对策，防止东欧的事态波及到中国。在内地政治情况比较紧张的情况下，西藏又出现了不安定的情况。达赖计划在“起义”3０周年（３月１０日）搞一次大规模的政治活动。３月５日，拉萨出现了骚乱。中央政府对拉萨实行了戒严。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胡锦涛动用军队使事态平息。邓小平很赞赏胡锦涛的这种强硬态度。西藏事件在当时的政治空气中又增加了一分紧张。如果说，１９８８秋到１９８９年春，改革进退维谷，政治上两种看法的分歧已经公开，那么，最关心时局的青年们却在寻找，在探索，在彷徨，在躁动不安。１９８９年４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五校对师生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态度作了一次调查。调查结果是：学生中倾向于一党多派、两党轮流执政和多党制的占５０。２％；２１。８％否定社会主义这种社会形态；１２。３％的人根本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编：《惊心动魄的56天》，大地出版社，1989年，北京，第14页）。真实情况要比这组数字严重得多。青年人在失去了对马列主义的信仰以后，又转向尼采，转向萨特，转向弗洛伊德，转向新儒学。接二连三地出现了尼采热，萨特热，弗洛伊德热。但是，热得快，凉得也快。经过一轮一轮地寻找和追求之后，青年们心中还是一片空虚。他们烦躁和不满现实。他们对师长们（方励之等）批评现实的言论狂热地信奉。他们有爱国的激情，渴望改变中国的现状；他们无牵无挂，无所畏惧；他们思想单纯，又容易冲动。他们是社会上“着火点”最低的一族。一个火星就可以把他们点燃。
１９８９年是“五四”运动70周年，是建国40周年，是改革10周年。有人提出反思70年，有人提出反思40年，也有人提出反思10年。这些“反思”是要对中国革命道路、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对１０年改革从根本上提出质疑。对此，中共中央多次对新闻界发出指示，要引导舆论。
１９８９年春天，北京的空气中弥漫着火药味。一个火星就可能引起爆炸。
第2节导火线――胡耀邦逝世
４月１５日，早晨７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