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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上，为我们党制订必要的领导制度，并亲自督促付诸实施，使之成为习惯，形成风气，不因人事的变化而变化，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以上建议妥否，请酌。此致敬礼！
赵紫阳１９８４年５月２６日访欧前夕赵紫阳向本书作者介绍了他写这封信的原委。陈俊生在全国人代会上有一个发言，谈到要通过立法来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赵紫阳认为，光靠立法不行，关键是要解决党中央的领导制度问题。信送上去后，没有回音，他也没有再问。赵紫阳说，在“民主生活会”上，大家都批评胡耀邦。他当然也得批评。他讲了胡为人宽厚，可以吵架不记仇，好共事。但也有弱点，喜欢标新立异。喜欢一鸣惊人，不受组织约束。“现在老人还在你就这样，将来气候变了你的权威更高了，可能成为大问题。人再好，也会发生变化。斯大林、毛泽东这么伟大的人物，也出了问题。我过去也想过，虽然我们现在合作得很好，将来到了这种情况能否合作好，就很难说了。早在１９８４年我给小平写过一封这样的信。”赵紫阳说，在“生活会”上的发言中，我没有说信的内容。有可能别人理解我当时发言的内容就是信的内容。吴江的《十年的路》中说薄一波在生活会上念了这封信，这不符合事实。如果真的念了，也就不会出现这种误会了。赵紫阳对本书作者说：吴江的《十年的路》我看过，再版了也听说过。他的书我很不高兴。评价好坏无所谓，但事实不对。他说1984年我给邓写过信，告了耀邦的状。没这么回事。我是写过信，但信中根本没有讲耀邦。我不认识吴江。听说他很严谨，是个学者。不知道他这个材料是从哪里来的。分析评价无所谓，重要的事实不能编造。这一点我对他不大谅解。我在这个处境下编造更不该。我如果是自由人就可以公开说清楚。他又是耀邦周围的人，他说的话有影响。我那封信是灵机一动写的。陈俊生在人大会上有个发言，谈到长治久安问题。这就引起了我的动机，就写了这封信。信中说要实现长治久安，需要解决党中央的领导制度问题。政治局及中央常委的领导制度问题。要建立制度，不因人的变动而变动。真正在中央领导集团实行民主集中制。赵紫阳对《十年的路》的意见不仅是对我一个人说过。１９９５年１２月，就在我访问他以后不久，他同孙长江也谈了同样的意见。孙长江是吴江的中央党校的同事，同是胡耀帮周围的人。孙长江对本书作者说，为此他专门找过吴江。孙长江对吴江说：胡、赵当然有矛盾，但这些矛盾是正常的工作矛盾，是党政矛盾；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改革派的领袖人物，不应在他们二者之间分是非；赵后来政治表现很好，他在“六四”中的表现是有目共睹的。建议他在《十年的路》再版时删掉“胡耀邦突然辞职下台，赵紫阳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方面的内容。吴江坚持自己的意见，说孙长江“太天真”。在《十年的路》再版时没有删除这方面的内容。
1998年3月5日，本书作者到前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家，向他谈起赵紫阳这封信和赵紫阳同本书者谈话的内容。
他说：吴江说赵紫阳告胡耀邦的状。赵紫阳说这封信没有提到胡耀邦。他们两人各有各的理。我的看法是，这封信即使没有写胡耀邦，也说明他们两人不是很团结的。你写这么一封信，讲的是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这么重大的问题，作为总理，你为什么不同总书记探讨？为什么不以你们两人的名义向邓提建议？如果两个人取得共识后再向邓建议不是效果更好吗？为什么不两人联合写信？两人联合写信不是更有力吗？据我的经验，胡耀邦是可以交心的人。可你写信在胡耀邦那里连招乎也没有打。在批胡耀邦的生活会上薄一波讲出这件事胡耀邦才知道，当时他吃了一惊。党政一把手要团结无间。一方就重大问题写信不让另一方知道说明“有间”，有一条缝。上有一条缝，下就会有一条沟。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人都是改革派。有这两个人国家就很好。如果团结无间，就好了。邓小平接到赵这封信后，应当把胡、赵二人找来做团结的工作。或把赵找来问：“你为什么单独写信？”可惜这样的工作没有做。胡耀邦当总书记时没有开过常委会（确切地说是很少开常委会），这算什么集体领导？常委会难开。为什么难开？这当然与邓小平和陈云有关。任仲夷说他们二人不是“团结无间”这是符合实际的。他们是“有间”的。这个“间”被保守派利用了，这是造成中国改革的悲剧的原因之一。如果他们真是团结无间，两人联手顶住压力，中国改革的历史也许是另一个样子。
赵紫阳对本书作者说，在改革的问题上他和耀邦是一致的。在改革中，只有一件事他们的意见不一致，那是在１９８３年，胡作了一个报告，讲“包”字进城，把农村承包得单地搬到城里来。结果商店搞承包，卖家用电器的奖金很多，卖针头线脑的拿不到奖金。赵制止了。赵认为城市经济比农村复杂，要慎重。当时的“包”字进城和后来实行的企业的承包制是两回事。除这件事外，在经济改革方面他们意见是一致的，但在经济发展问题，他们也有不一致的地方。主要是发展速度问题。赵主张指标低一点，让下面去超，更主动。胡和赵有着不同的经，不同的思维方式，二人的性格也不同。胡在中央工作的时间长，赵在地方工作的时间长。胡读书多，同知识分子比较接近；赵实际经验比较丰富，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没没胡那么近。赵很实际，胡有一点理想主义色彩，所以赵认为胡“没有当过家”。赵有城府，有权谋；胡城府不深，怎么想就怎么说。赵善于保护自己（除非他认为值得作出牺牲的时候），胡不会。赵主持国务院，胡主持中共中央，党政矛盾，在他们两人身上也自然会有表现。在经济工作上，由于职务关系，赵自然地和陈云阵线有些共同的看法。至于赵是不是想取代胡的位置，赵曾向本书作者极力否认。即使对赵持不同看法的吴江和阮铭，也没有说赵想取代胡。
１９８３年春天倒胡，可以说是陈云阵线利用了胡赵的“间”，联手批了胡。但他们批胡的目的不同。赵只是陈述工作之间的分歧，而陈是想把胡换下来。最后是邓保了胡。
1986年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那场关于精神文明建设方针的一场斗争中，胡赵二人是高度一致的，这说明在意识形态上二人的根本一致性。但在对待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胡赵有不同的表现。赵紫阳在四川省委书记的任上，就提出过“政治上反右，经济上反左”的说法（“六四”以后赵放弃这个观点）。在在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凡涉及经济改革的，赵坚决顶住（如秦柳方的信）。但是，在文艺、思想等非经济领域的反自由化，他没有和胡耀邦联起手来抗争。在思想领域，胡耀邦独自顶住左派的压力。所以，老人们也许有误会，以为赵真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所以，１９８６年，政治改革的设计，不让总书记胡耀邦主持，而让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主持。这说明老人对赵的信任超过了胡。直到１９８９年春，上海市委倒赵时，邓保了他，还准备把军委主席让给赵紫阳。当然，这是后来的事。
邓小平搞“新权威主义”（只是不用这种说法），政治改革只限于提高办事效率，精简机构，改进作风，克服官僚主义，目的是把生产搞上去，不能让“翻两番”的目标落空。当然，他也提出过党政分开，但在总的体制不变的情况下，“党政分开”只能是一句空话。赵紫阳也知道效率的重要，但比邓看得更远一些，他着眼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建立民主政治，形成人与人之间的良好关系，从根本上铲除再搞文化大革命的条件。赵紫阳接受了政治改革设计的任务以后不久，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初步设想，邓小平同意，但叮嘱了一句：“不要搞西方的三权分立。”这还是“新权威主义”的另一种说法。这句话赵紫阳当时不得不听。对于政治体制改革这样一件重大而复杂的政治社会工程，胡耀邦和赵紫阳二人并没有协同起来。１９８６年１０月邓小平发表政治改革的讲话以后，说政治体制改革由赵紫阳具体负责，要求在１９８７年７月以前写出一个文件，讲明改革的目标、方法、步骤等，经过讨论后逐步实行。赵紫阳立即设置了在他领导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