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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一切经济活动都纳入了国家计划。生产资料不是商品，不能自由买卖，全都由国家计划调拨。国家统管的物资７００多种。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全部交给国家，由国家统购包销。工厂赚的利润全部上交国家财政，工厂花钱由国家财政支出，这就是财政统收统支，此外还有劳动力由国家统招统配，外贸由国家统进统出。
第三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原则而已。真正的按劳分配是没有的。说是实行八级工资制，实际上多年没有调工资。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大多数是二级工，月工资４０元左右。到了文革，连按劳分配也被说成是“资产阶法权”而加以批判。工人的收入和他的劳动成果没有关系，多劳不多得，少劳不少得。在分配方面，中国比苏联还要“社会主义”。毛泽东还批评苏联的“物质利益原则”。在农村，农民记“大寨式工分”，即吃“大锅饭”。工厂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用什么方式生产，都由国家决定。工厂的一切技术改造，甚至连盖一个厕所，也得报上级批准，盖上几十个图章才能得到资金。重庆钢铁公司有两台蒸汽机，这是清末张之洞为汉阳兵工厂从英国引进的。１９８２年我到“重钢”采访时，在大轧分厂还看到它们在运转。在隆隆的机声和弥漫的蒸气中我走近了这两台庞然大物。从机器的铭牌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字迹：一台是７５００马力，１９０５年造；另一台是６４００马力，１８８７年造。抗日战争期间这两台机器从武汉被运到重庆，作为轧钢机的动力。到20世纪８０年代，这两台机器已经很破旧了，热效率只有４％，还要经常维修。动力科的负责人说，如果改用电动机作轧钢机的动力，仅节省能源和维修的费用，一年就是１８０万元，但需要投入技术改造费４７５万元。为了申请这笔费用，从１９６５年就向上打报告，到我去采访的时候还没批准。１７年的等待，仅多消耗掉的能源和维修费就达３千多万元。在农村，实行经济集体化，生产资料收归集体，农民生产的粮食、棉花、油料。小秋作物等一切产品全都由国家统购统销。生产队种什么作物，种多大面积，怎么种植，农民和生产队的干部没有权力决定。农民吃多少粮食，吃什么样的品种，由县以上的行政机关决定指标。农民都是集体劳动，每天早晨，农民都聚集在村头大树底下等候队长派工。太阳已经落山，队长不下收工的命令谁也不能回家。１９５３年实行粮、棉、油统购统销以后，城乡居民的生活资料全都由国家凭票证定量供应。这些票证只能在户籍所在地领取。户籍制度极其严密，离开户籍所在地短期到外地去，需要当地政府开具的证明文件，并带上粮票、油票和其它票证，到了目的地以后，拿证明文件到目的地派出所登记才能住宿，用自己带来的粮票、油票才能吃饭。如果要出省，还得带全国粮票，全国粮票必须交具省公安厅允许出省的证明才能换取。农民除了参加农业劳动以外，不能外出做工。农民离村需要向队长请假。当时，绝大多数农民终生的活动半径不超过100公里。
按照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要把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变成一架大机器，变成一架使几万万人都按照一个指令工作的机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缺乏技术上的可行性。这是因为，计划工作者的主观判断很难反映经济运行的客观实际，计划工作者确定的各种经济指标很难如期实现，计划工作很难满足千变万化的社会需求。
前苏联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就认识了这种技术上的不可行性。苏联著名的飞机设计师安东诺夫写道：“基辅的数学家已经计算过，仅仅为乌克兰编制一项精确的和十分完整的物资和技术供应年度计划，就需要全世界所有的人工作一千万年。”（亚克。诺夫：《政治经济学和苏联社会主义》〈１９７９〉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３年中文版第１８５页）。苏联经济学家卢什科夫１９６４年说过，全苏联的人都投入到编计划的工作中去，到１９８０年才能编成１９６４年的计划。退一步说，即使这样的计划能够制订出来，一定是事过境迁，没有任何作用。
技术上不可行却硬要搞计划经济，只能是主观的计划。事实上，中国的很多重要经济指标并没有经过测算，而是毛泽东根据政治需要提出来的。如，毛泽东在1957年访问莫斯科时说过15年后钢产量达到3500万吨到4000万吨，没作任何论证（即使论证也没人敢提反对意见），就作为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1975）的钢产量指标。脱离实际的主观计划必然错误百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直接生产者和管理者都是一架机器上的零件和部件。没有自己的独立利益，没有自由活动的可能。工人和农民不能通过自己的加倍劳动增加收入，企业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经营得到发展，地方不能合理地利用资源求得繁荣。这种体制使每个经济细胞都失去了自我发展、自我平衡和自我调节的能力。尽管国家可以用“军工动员”的方式集中国力搞出核武器和人造卫星，但是，生产领域的经营状况和技术水平，远远落后于市场经济国家。接连不断的错误计划，生产者和管理者的积极性多年遭到扼杀，最终的结果是极度贫困。
改革以前的中国贫穷到什么样子呢？全国人均粮食产量１９５６年为３１０公斤，１９６０年下降到２１５公斤，１９７８年达到３２０公斤。整整徘徊了２２年。自从统购统销以后，中国农民没有真正吃饱过。１９７８年新华社记者沈祖润等到安徽的定远、凤阳、嘉山去采访，看到的情况使他们心酸。凤阳县前五生产队，１０户人家有４户没有大门，３户没有桌子，６８人中有４０多人没有棉裤。当过抗美援朝志愿军的史成德，７个孩子，１０口人，只有３只缺口碗。沈祖润看到的情况不是个别现象。１９７８年前后，新华社国内部农村组派出几位记者对中国西部农村情况作了调查。１９７９年全年的农民人均收入，最高是山西吕梁地区，为７０元；陇东庆阳第二，为６４。８６元；延安地区第三，为５７。２元；榆林地区第四，为５２元；甘肃平凉地区第五，为４７。６元；固原和定西最低，同为３６。８元。（陈大斌：《饥饿引发的变革》，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北京，第１７页）据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的统计，１９７８年，全国农民每人年平均从集体分配到的收入仅有７４。６７元，其中两亿农民的年平均收入低于５０元。有１。１２亿人每天能挣到一角一分钱，１。９亿人每天能挣一角三分钱，有２。７亿人每天能挣一角四分钱。相当多的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不仅挣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的钱。还有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１９７８年，全国有三分之二的农民生活水平不如五十年代，有三分之一农民的生活水平不如三十年代。处于城乡差别有利的一方的城市居民是不是比较富裕呢？不是。１９７７年，我在天津调查时发现，工厂的生产第一线７０％以上是二级工，月薪为４１。５元，再没有其它收入。城市居民只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职工家里没有任何财产，成了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手表、自行车、缝纫机这些基本生活用品是城市居民梦寐以求的“三大件”。城市居民的居住条件极端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