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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阳从胡启立那里得知这个情况后，立即打电话给邓力群，问他有没有这么回事。邓吞吞吐吐。赵紫阳说：“原来不是说要开个会定一下吗？怎么还没开会就捅出去了？立即打电话，不要扩散！”就在中央还没有最后定是否要开这个会的时候，胡乔木、姚依林竟然向各省、市和中央机关发出了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万里看到通知问习仲勋，习仲勋说不知道。又问胡启立，胡启立也说不知道。习仲勋认为，在总书记、常务书记、中办主任都不知情的情况下，竟然有人发出召开批评总书记会议的通知，这是很不正常的。习仲勋和万里认为党内危机迫在眉睫，共同向邓小平报告并作了工作。邓小平决定这个会不开，还说“胡赵格局不能变”。赵紫阳在天津得知这个决定。但是，开会的事已经传开了，海内外沸沸扬扬，以为这是一次倒胡行动，是一次未遂的宫廷政变。
但是，赵紫阳却对这件事的性质持不同看法。他1995年12月16日对本书作者说：“当时，的确有不少人对耀邦在经济问题上的作法有意见。我也有意见，也有一致的地方。但那时并不是想把耀邦搞下来，包括陈云。也可能我看得比较简单。”赵紫阳认为不是什么“宫廷政变”，但他对自己的这个看法也没有说死：“可能我看得比较简单。”赵紫阳从天津回来后，胡耀邦到赵紫阳家看望。胡对赵说：“那个会不开了。”还说：“外面对开扩大会很担心，以为中央要出什么事了。”赵说：“这些只是经济工作中的不同意见，不要想得太复杂了。我这个人你是知道的，只是个助手人才，对意识形态不感兴趣，我也不认为乔木和力群有非分之想。我们是在一条船上，同舟共济。”事后，胡启立对赵紫阳说：“耀邦对你说的同舟共济很高兴。”（以上关于１９８３年批评胡耀邦的情况来自赵紫阳同本书作者的谈话，见本书“附录”）
情况可能不像赵紫阳说的那么简单。胡耀邦回忆说：“１９８３年有一天，乔木突然跑来，哭诉着说：你不当总书记，还可以干别的，我们友谊长存。我当时到非常诧异，不解其故。乔木反映过来后，破涕为笑，谈别的了。”（李锐：《耀邦去世前的谈话》，载《当代中国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４期，第３８页）胡耀邦还说：“１９８３年那次会是准备“换马”的，是邓保护了我。”（同上，第４３页）
就在陈云批评耀邦前后，姚依林和宋平联名给中常委和邓小平写信，说耀邦到处乱讲话，和十二大精神不一致。
使计委工作很难做。这封信没有什么反应。小平确定不开省委书记会之后，找姚依林谈了一次话，说：“你那封信有股情绪。”姚说：“我也承认有情绪。”赵紫阳曾向本书作者谈了他和胡耀邦的关系。他说，在改革的问题上他和耀邦是一致的。在改革中，只有一件事他们的意见不一致，那是在１９８３年，胡作了一个报告，讲“包”字进城，把农村承包简单地搬到城里来。赵认为城市经济比农村复杂，要慎重。在经济发展问题上，他们也有不一致的地方。赵主张不要追求速度，胡主张提前翻番。这是他们的根本分歧（从胡耀邦对李锐的谈话来看，胡耀邦认为增长速度在4％－5％之间，不可能实现国民经济翻两番，只有7％才能实现这个目标，胡的这个看法是对的）。在陈云批评胡耀邦之前，小平找紫阳、耀邦、乔木一起到他那去谈了一次话。小平说：“今后经济工作由中央财经小组和国务院主要决策和发言，不要政出多门。书记处只管大事。”客观地说，经济工作应当由国务院管，胡耀邦管得过多是不合适的。他曾找国务院的几十位部长一一听取汇报，并即席发言，这些即席发言，部长们当作指示。由于他不是主管经济的，情况不是很清楚，他的有些指示使部长们为难。１９８３年初胡耀邦主张“包字进城”也有过粗、过急的问题，赵紫阳不同意也是有道理的。围绕那次陈云批评胡耀邦经济汇报会引起的风波，是不是一次未逐政变？是不是要胡耀邦下台？这要有分析。从赵紫阳等国务院这个角度看，的确是经济问题的争议；而在左派那里，是不是要借此机会要胡耀邦下台？是有这种可能的，但还要有新的史料证明。吴江在他的《十年的路》中，对这次批胡事件，用“拆台”二字，我觉得在现有的资料情况下，比较妥当。吴江认为，这件事明显地暴露了在改革问题上两股势力的较量，胡耀邦首当其冲。
胡耀邦得罪陈云那股力量由来已久。“党校事件”中已见端倪。在经济问题上，胡耀邦和陈云看法不一致。陈云认为胡耀邦不懂经济，胡耀邦认为陈云还是坚持老套套、老框框不放。１９８０年末，在中央常委和书记处会议上，讨论１９８１年国民经济发展速度问题发生了一次争论；１９８１年底，又在同样的会议上，又为１９８２年的速度发生过一次争论。胡耀邦在同李锐的谈话中提到了这个问题。胡耀邦说：１９８１年、１９８２年的争论：经济上尖锐些，关键是速度问题。说不能把住老套套、老框框不放。于是引起陈云、紫阳误会。
生产目的问题，并非批评什么人。
翻两番问题。１９８０年夏，在武汉讨论经济，到２０００年翻两番。紫阳、姚依林心中无数。小平问：怎样达到两番？我答年增百分之七点二，力争百分之七，不能少于百分之六。
姚说只能百分之六，１９８４年争五保四。我发急了，讲了难听的话，并非对谁过意不去。这时互相不能说服。于是每到地方时，我就在下气。在起草十二大报告时争论爆发。有人告状，说我在下讲了要百分之十，向乔木反映，乔木向小平反映了。于是小平找我去问：１，是否搞高指标？答未超过百分之七。２，是否说不要搞重点建设？答无此事。３，不要整党？
答要整，是文件怎么写的问题，实际上报告中写了。
胡耀邦这里说的生产目的讨论，是指１９７９年１０月，《人民日报》在胡耀邦的支持下，开展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其意是在发展生产所前题下，要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有人误认为这是针对某人的，也有人说胡耀邦主张“高消费”。
第四章涨落――风起云涌的１９８６年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政治斗争也逐步深化。1986年的反自由化斗争，比清除精神污染的规模、声势和影响要大得多。当时出现的形势有如耗散结构论中的“涨落”。在耗散结构论中，“涨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我这里不便用科学的语言来描述，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