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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报告。中央党校校长王震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长邓力群出席了会议。报告会由中央党校副校长宋振庭主持。周扬的报告讲到“异化”和人道主义的问题。周扬念了开头以后，由于身体不好，由广播员代读。报告说：“所谓‘异化’，就是主体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自己的活动而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然后这个对立面又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而转过来反对或支配主体本身”、“由于民主和法制的不健全，人民的公仆有时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转过来作人民的主人，这就是政治上的异化，或者叫做权力的异化。”广员读稿过程中，全场鸦雀无声，报告结束，长时间掌声。王震也说讲得好，还问他“异化”是什么意思？能不能换一个词？周扬说不能换。邓力群为了听这个报告，特意从医院出来。他听着听着，就觉得有问题，特别是关于异化的问题。下午邓力群就给胡乔木打电话，说：“上午到党校听了周扬的报告，觉得有些观点和提法需要斟酌。”他建议胡乔木看看周扬的讲话稿。还建议让黄楠森等人第二天讲一讲与周扬不同意见（《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上册，第397－398页）。当天晚上，胡乔木就给中央党校打电话，说周扬的报告有政治错误，报告会不要解散，延长三天组织批评这个报告。经过两天的准备，3月12日继续开开会。由北京大学的黄楠森、人民大学的靳辉明、社会科院的王锐生、《文艺报》的唐达成发言。这四个人的发言都是上面授意的。他们的发言没有点周扬的名，没有直接批评周扬的报告，但其观点是鲜明地批驳这个报告的。
周扬这个报告本来是中共中央的安排。1982年11月间，中共中央就有一个决定，1983年3月18日是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为了纪念，要开两个会。一个是纪念会，由中共中央召开，胡耀邦作报告；另一个是学术讨论会，由中宣部、中央党校、社会科学院、教育部联合召开，由周扬作报告。为了起草这个报告，周扬请王若水、王元化、顾骧协助。从1983年2月15日到3月初，他们在天津迎宾馆工作了20多天，才拿出稿子。在这期间，法院要开庭审理王若水与前妻离婚一案，通知王若水出庭。因此，到天津的第三天，王若水就回北京了。执笔起草的只有王元化、顾骧两人。讲话稿在《人民日报》印刷厂印成清样，分送给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贺敬之审阅。大约过了三天，胡耀邦将稿子退了回来，在他的名字上划了，没有提修改意见。
周扬在党校报告的当天晚上，《人民日报》理论部主任对总编辑秦川说：“周扬的报告很精彩，宣读过程中鸦雀无声，读完后掌声很热烈。王震和邓力群都参加了。”第二天《人民日报》在一版发了这个学术报告的消息，消息中说，周扬的“报告全文本报另行发表”。
3月12日，秦川去周扬家，对周扬说：“你的文章我们登出预告好几天了，你的稿子还没有给我。”周扬说：“木说让改一改，关于异化问题，联系实际略为展开一下。我在监狱里蹲了几年，出来后又没有专门搞过调查研究，联系实际比较困难，加上身体也不好，我没法改。”秦川说：“那就发表吧，七日晚上的电视我看了，王震、邓力群都过来与你握手，还会有什么问题？”周扬说：“我考虑一下给你。”他又反问一句：“你敢发吗？”周扬把文章看了看，还是交给了秦川。
3月13日、14日，胡乔木约请夏衍、郁文、贺敬之和王若水到周扬家谈话。胡乔木说周扬讲话中关于人道主义讲得不充分，要把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人道主义区分开来。对于周扬讲话发表的问题，周扬谈了看法。但事后在场的人回忆的情况不一样。周扬的记忆是，当他问到“是否改了以后再发表？”胡木回答说：“可以在出单行本时再改。”事后胡乔木认为，他坚持改了以后才能发表。当时在场的王若水作了详细记录，他在《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中写道：“胡乔木把身体略为前倾，对着周扬说，’周扬同志年高德劭，年老体衰，两样都有。……宜将剩勇追穷寇，是不是可以再辛苦一次，把讲话修改一下，把文章没有涉及到的地方，或者没有说清楚的地方，索性说清楚一些，然后出单行本……’周扬打断说：我还要交《人民日报》发表呢。胡乔木显然没有料到周扬的态度如此坚决，只好说，那没关系，……，如果报纸上发表，是不是前面加一个说明。”３月１６日的《人民日报》用一又四分之三的版面发表了周扬这篇讲话，用不到半个版面发表了四位批评者的发言综述。发稿前，王若水和总编辑秦川商量处理这篇稿时，王若水说，作者周扬不同意修改这篇文章，编辑部不应勉强。
胡木和周扬谈话时并没有指出这篇文章有什么错误，只是说有些地方“不够”。一篇文章不可能面面俱到，而且文章是探讨，不是结论，不必请示发表是可以的。
文章见报的这天一大早，邓力群给秦川打电话，大发雷霆，说：“讲话是王若水‘钻’到周扬身边搞出来的，宣扬的是王若水的主张。你要把这个情况点钟以前送到中宣部来。”秦川解释：“是我同意王若水去的，不是他要‘钻’进去的。”春节前周扬请他帮助起草讲话，他不愿意去。（秦川不知道王若水去天津只三天就回来了，没有参加起草）
当时，他刚离婚不久，把几年不在身边的孩子接回来，准备过一个团圆年。秦川对他说：“周扬同志是轻易不求人的，去去为好。”但文章发表后邓力群还是打电话给王若水，让他作检查。秦川和王若水二人不得不作了检查。
事后，邓力群在胡乔木的指示下，向中央书记处呈报了《中宣部关于人民日报擅自全文发表周扬同志长篇讲话的情况和处理意见》。这份材料中写道：在这件事情上，秦川同志负有重要责任。但是从全过程来看，主要责任在王若水同志。这次他帮助周扬同志起草报告稿，实际上把他近年来一直宣扬的基本观点都写进稿子里了。人民日报编委会开会讨论时，当听了乔木同志批评和要修改后再发表的王若水同志，不仅没有提醒此事应请示乔木同志，要慎重处理，而且‘欣然同意’全文发表。他实际上是想通过这种形式，使他一直宣扬的观点成为权威性观点，扩大它的影响。我们认为，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王若水同志的错误是严重的。
据此，邓力群提出了三点处理意见：一、关于人道主义问题，作为学术问题，今后仍可允许不同意见的讨论。周扬同志的文章既然已经全文发表，学术讨论会上持不同观点的文章，也应陆续在报纸上全文发表。同时准备组织力量，认真研究写出文章，对这一问题进行马列主义的阐述。
二、对《人民日报》编辑部进行必要的调整。王若水调出《人民日报》，另行分配工作。
三、周扬同志不顾自己的地位，在乔木同志代表耀邦同志得出要他修改后再发表的意见以后，不认真考虑这篇讲话发表可能产生的影响，自食前言，不作修改。对周扬同志在这样关系重大的问题上不严肃、不负责的表现，希望他有所认识，表示正确态度。
这个报告中央没有下发，原因是胡耀邦阻拦了。他提出“报告”要与被批评的人见面，要核对事实。根据胡耀邦这个意见，3月21日（《邓力群自述》中说是3月26日），开了一个核对事实的见面会。见面会由胡乔木主持，参加者有邓力群、郁文、贺敬之、周扬、秦川、王若水等人。地点在中南海的中宣部的一个小会议室。1998年春，本书作者访问过当事人之一秦川，他向作者详细介绍了当时的情况，还给我他写的记述这件事的一篇文稿。
这一天，批评者和被批评者面对面地坐在会议桌的两旁。被批评者先看邓力群的这份报告。秦川看了一半，就觉得有些事情和过程没说清楚，觉得邓力群有点意气用事。周扬看完了，脸上的气色发生了变化。他想站起来说话，又坐了下去。突然，他举起邓力群写的那个材料，掷在胡木面前，连声说：“这样做不正派，不正派，这样做法不正派！
”坐在对面的胡乔木震惊了：“你说什么？说中央不正派？”周扬愤怒了：“你们这样不正派！”胡乔木瞪大了眼睛，面对周扬，声色俱厉地说：“你这是反中央！”周扬说：“你不要戴帽子！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