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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超产奖励。”但是，这个决定又规定了“两个不许”：“不许分田单干，除了山庄、窝铺和某些有特殊困难的地方外，也不要包产到户。”１９８０年２月，万里从安徽调回北京，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分管农村工作。上任以后，万里感到他在北京的处境比在安徽困难得多。各方面斥责包产到户的声音很强烈。农口一份很有影响的刊物在１９８０年第二第三两期连续发表重点文章，批评“包产到户”的作法。万里离开安徽以后，接任他的的省委书记对包产到户持反对态度，他召开蚌埠、芜湖、巢湖三个片会，指责包产到户是工团主义、机会主义、小恩小惠。这对万里来说简直是“后院起火”。
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发表了讲话。１９８０年５月３１日，他在同中央负责人的谈话中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个担心是不必要的。（《邓小平文选》１９７５－１９８２，人民出版社，北京，１９８３，第２７5页）
但是，对包产到户的争论并没有停止。１９８０年７月１１日至１２日，胡耀邦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又明确地支持包产到户：中央不反对包产到户。……我们不要把包产到户同单干混为一谈，即使是单干，也不能把它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不要一提到单干就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说单干就等于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我国目前条件下，单干户，也就是个体所有制农民，已不同于旧社会的小农经济，它同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密切联系着的，他本身没有剥削，在一般情况下，不会发展到资本主义。不要自己吓自己。（吴象：《胡耀邦与万里在农村改革中》载《炎黄春秋》２００１年第７期）
万里到书记处工作后，和胡耀邦朝夕相处，他们决心解除包产到户的“紧箍咒”。１９８０年９月１４日到２２日，中共中央在胡耀邦的主持下，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着重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关于包产到户问题，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分歧和争论，被称为“阳关道和独木桥”之争。胡耀邦和万里共同认定，各省第一把手是问题的关键。经商定，胡去西北，万去东北，一个省一个省地做领导班子的工作。
１９８０年９月２７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即７５号文件），对包产到户又放松了一步，它把农村分为三个不同地区，发达地区，中等发达地区和贫困落后地区。只认为贫困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１９８２年年初发出的《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即１９８２年１号文件）比７５号文件又进了一步。它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
”至此，包产到户才算取得了合法地位。
第六节自我封闭，还是走向世界？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接受了苏联的“资本主义总危机”这个虚构的理论，还加上了毛泽东的“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指导思想，扩军备战，与发达国家冷战对峙。
虽然中国还很穷，但还不遗余力地输出革命，给不发达国家“无私地援助”。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又反对苏联的“修正主义”。毛泽东高举“反帝反修”的两面旗帜，使中国和世界隔绝。当然，这种情况并不是中国单方面造成的，而是双方互动的结果。
１９７２年，虽然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但毛泽东的主要目的是对付苏联的威胁，为了打“美国牌”，是“以夷制夷”的策略。他这种国际斗争的权力游戏和后来的对外开放有着不同的含义。“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的“洋奴哲学”、“崇洋媚外”，虽然是一种政治斗争的手段，但在人们中造成了“谈洋色变”的心理。这种恐惧心理直到改革之初还没有消除。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实行改革以来，也同时提出了对外开放。但邓小平和陈云在开放问题上有着不同的认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与邓小平访问美国和日本时表现出的那种开放思想不同的是，陈云在多种场合向干部们强调要记住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五个基本特征。这五个特征是：生产和资本集中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垄断组织；在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与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最大的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这五个特征是列宁在1916年发表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中概括的。
列宁的这五点论断和改革开放格格不入。如果强调这五点论断，就无法对外开放。如列宁认为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是掠夺和奴役其它国家的手段，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却要大力吸收“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
陈云的思想在基层也有反映。在８０年代初，有一些单位把和外商的经贸谈判当作“一场特殊的国际阶斗争”，在谈判桌上设“前线政委”。这样的谈判成功率当然很低。一些引进国外技术的工厂，把来厂履行合同的外国专家当成“外国资本家的代理人”，用阶级斗争观念来对待他们。职工不敢单独接近这些外国专家，怕被人说成“里通外国”。
所以，这些单位和外国专家的关系十分紧张，常常影响工程进展。１９８０年６月，我到天津化纤厂采访。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生前批准的大型引进项目，我采访时正是施工高潮，有不少外国专家在这里工作。我发现这个厂和其它单位不一样。厂党委明确向职工指出，外国专家不是“外国资本家的代理人”，而是“受雇于外国资本家的劳动者”。鼓励职工和外国专家交朋友，虚心做外国专家的学生。这在当时算是了不起的经验。我很快写了一篇调查报告。胡耀邦看到后立即批给有关部门，他写道：“这样的经验应当采取有效的办法使有外国专家的单位都能掌握”。７月中旬，国务院为推广这个经验专门召开了会议，并将会议纪要以国务院办公厅的名义下发全国所有各单位。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为贯彻这个文件，都召开了专门会议。
尽管中央做了很多工作，报刊也为树立开放观念进行了大量宣传，但是，人们的封闭观念还是难以打破。１９８２年，我到中外合作开发的渤海油田采访，看到了很多令人啼笑皆非的怪事。例如，在外方工作人员每天上班都要经过的路旁，有一块写着“外国人未经许可不得超越”中英文的双语界牌。为此，外国人每天要绕行１０多公里路程。海洋石油局请求有关部门把界牌移动一下，有关部门回答说：“这块牌子是１９５３年中央军委定的，要移动得找中央军委批准。”石油勘探需要测量人工地震的回波，要在海边要建立电台，有关部门出面制止，理由是怕外国人搞“特务活动”。９月１６日，我发出了一篇《外国专家在渤海油田遇到的难题》的调查报告。胡耀邦当天就作了长篇批示：这个材料反映了一些荒唐事，看了以后真是使人又气又好笑。现在全党都同意开创新局，要提高经济效益，如果不重创这些可恶的东西，新局如何开创得出来？效益怎么能提高？几年来，我深感我们许多规定、做法，不适应开创新局的需要，加上某些人根本不是为了搞社会主义，而是妨害社会主义，这些问题要下决心，有多少，扫多少。否则，一切都会流于空谈。
４天以后，赵紫阳也作了批示，并对解决海洋石油开发中的各种涉外问题作了安排。１０月，国务院召集了十几个有关部门在北京开了５天会，研究解决这篇调查报告中提出的所有问题。会议纪要以国务院办公厅和中央军委办公厅联合文件的形式下发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