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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对冤案的平反，一方面为邓小平准备了一大批干部，另一方面又给“凡是派”以的重大冲击。“凡是派”干部纷纷落马，在过去路线下深受其害的干部纷纷上台。这时，中国共产党的成份也迅速发生变化：在过去那些年代不能入党的人（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因“出身不好”而不让入党的干部）大批进入党内。党内知识分子比重加大，工农分子比重相应减少。
紧接着平反冤假错案的是干部队伍大改组。
首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１９７７年８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大”上产生的２０１名中央委员，到１９８２年９月的“十二大”产生的中央委员中，再次当选的只有９０多名。十一大的中委有55。2％的人在十二大中出局。没有进入新中委的一百多人当中，除了几名逝世者和４０多名进入中央顾问委员会的人以外，其余都是政治上难以适应。如马辉、王国藩、刘子厚、刘建勋、纪登奎、李水清、汪东兴、郭玉峰、曹轶欧、解学恭等。在“十二大”产生的２１０名中央委员当中，有的是平反冤案时得到解放的，有的是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采取抵制态度的，有的是思想解放运动中有功绩的。
在１９７９年前后，各省领导班子也进行了大规模调整。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湖北、湖南、福建、广东、广西、贵州、陕西、云南、西藏、甘肃、宁夏、新疆的第一书记都是在１９７７年到１９８０年换的新人。上海在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就全部大换班。文革中就任省委书记的只有赵紫阳（四川）、江渭清（江西）、白如冰（山东）继续留任。他们三人是１９７５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担任省委书记的。省委书记撤换以后，省里的其他领导人随之大部分更换。
在省以下的单位，干部也是大规模的换班。换班的情况是各种各样的，从我亲自经的天津情况可见一斑。
天津市原来的市委书记解学恭对江青是百依百顺的。为了迎合江青，天津搞了很多新花样。粉碎“四人帮”以后，解学恭等人千方百计地保自己，对下面搞大规模的“清查”，用文化大革命的手段整群众，对市一领导却紧紧地“捂盖子”，不让揭发。１９７６年１２月２３日凌晨一点钟，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天津市委，华主席批准解学恭同志去北京。２７日下午６点，华国锋接见解学恭。汪东兴也在座。解向他们汇报了天津运动的情况，包括王曼恬的情况（王曼恬是王海容的姑母，是毛泽东的亲戚。文革期间任天津市委副书记，同时在中央文化部任要职，很受江青信任）。华国锋对解谈了四个问题：一、关于王曼恬问题。华说，王曼恬同志的错误是严重的，要接受群众的揭发批判，听取群众的批评意见。王曼恬同志应当起来彻底揭发“四人帮”，特别是揭发江青，认识自己的错误，接受教训。这样就可以得到群众的谅解。同群众对立是不好的。市委还是要帮助她认识错误，划清界限。按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一看二帮。批评是帮助，批判也是帮助。现在对她不宜采取组织措施。
二、关于小靳庄。江青很坏，到小靳庄放了很多毒。要彻底揭，坚决批。小靳庄的人民是没有错误的。江青到小靳庄和到大寨的态度不一样。到大寨是压，到小靳庄是捧，说到小靳庄是“到家了”。大寨顶了江青，小靳庄没有顶。应当理直气壮地起来揭发批判江青。
三、市委要加强对运动的领导。要深入揭批，特别要在批判上下功夫，提高批判质量。江青在天津放了很多毒。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狠揭狠批。如：她做的女皇衣，拖地裙，讲吕后，讲“女的是最大的生产力”，“将来还有女皇”等等。在政治上要提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去批。这样就深刻了，也有高度。
四、天津要稳定。天津是大城市，又闹地震，困难不会少。稳定，人心安定，这既是人民的愿望，也是整个形势的需要。狠揭狠批“四人帮”带动各项工作的发展，形势就会更好，更稳定。
华国锋不想撤换解学恭。解学恭吃了“定心丸”。回来传达时一连串说了四个“非常”：“非常幸福，非常温暖，非常重要，非常及时。”他把天津问题的责任推到王曼恬身上，把王曼恬定为“江青在天津的代理人”。１９７７年１月４日下午６时２０分，王曼恬到办公室。她对司机和警卫员说：“我今天要看材料，看得很晚。就在这儿睡。你们休息吧！”当晚，她服用大量的“苏克敏”（安眠药）自杀。桌子上留下一个纸条：“市委已全体通过我的政治生命的结束‘江青在天津的代理人’”。
但是，解学恭终究没有保住自己。１９７８年6月，在邓小平复职一年以后，中共中央从上海调林乎加到天津接替解学恭。天津市委被改组。改组天津市委是由华国锋、李先念、汪东兴等出面的，胡耀邦也参加了。6月８日下午，林乎加在天津第二工人文化宫召开大会，传达中共中央改组天津市委的决定，揭露解学恭“捂盖子”，说文革中天津重大冤假错案３７１起，逼供信致死９４４人。作为记者，我也参加了这个会，感到气氛热烈而轻松。不久，解学恭被开除党籍。“邓胡赵体制”形成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巨大变化，各领导班子的大改组，为邓小平造就了扎实的组织人事基础。这时邓小平就有条件构建中央的人事体制。
这时，华国锋还是党、政第一把手。现在是该请华国锋让出最高位置的时候了。对这件事的处理也是逐步进行的。
华国锋一身集中了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三个最高职务。他的这些职务是逐步解除的。而开始是以“加强集体领导”这个名正言顺的理由请他让出权力。
１９８０年２月２３日到２９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中央领导机构作了一个重要改变：恢复“八大”设立的中央书记处，作为政治局的日常工作机构。胡耀邦被选为书记处总书记。这是文革前邓小平曾经担任过的职务。同时，胡耀邦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进入常委的还有另一颗政治明星－－赵紫阳。这一举措，一方面让胡耀邦从华国锋那里分到了党中央的控制权，也为赵紫阳取代华国锋的总理职务作了准备。
在这里需要向读者介绍一下赵紫阳的情况。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赵紫阳还是河南省滑县一个农家的两岁婴儿。但是，他有机会很早就接触了革命。13岁时就在家乡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后又到开封、武昌求学。１９３８年，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第二年，１９岁的赵紫阳担任中共滑县的县委书记。
１９３９年，赵紫阳在山东省大名县（后划归河北省至今）出席直南、豫北地委干部工作会议。这个会是八路军一二师政委邓小平召开的。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决定他终生命运的人物：邓小平。１９４５年晚春，赵紫阳在土地干部工作会议上作了一个报告，全面阐述土地工作中遇到的问题。邓小平肯定了这个报告，并决定将这一经验在大区范围内推广。当时邓小平是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这是邓小平和赵紫阳的第一次交往。１９４７年赵紫阳曾在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原局下面的桐柏区党委任副书记。建国初期，赵紫阳任南阳地委书记。从县委书记到地委书记这小小的一步经过了10年的程。１９５１年４月，赵紫阳奉调到广东工作，开始了新的仕途生涯。
１９６５年，经过15年的奋斗，赵紫阳从中共华南局俱乐部（不久改称为办公厅）秘书长一步一步地升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在这期间，他开始是叶剑英的部下，后来是陶铸的部下。陶铸原来是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１９６５年专任中南局书记。
文革初期，广东省委像其它各地一样，也受到冲击。但由于陶铸是中央文革的顾问，广东省委还坚持工作。１９６７年１月，陶铸被“打倒”，成为中国的第三号“走资派”。赵紫阳就受到更多的批判。１９６７年５月５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由广州市警备区司令部对赵紫阳等人实行“监护”，以免受到红卫兵的揪斗。但赵紫阳还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后改为“犯走资派错误”的干部。
１９７１年４月，赵紫阳被解除监护，调到内蒙古担任党委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