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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９年８月２日，新华社报道：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市委正式为“三家村反党集团”平反。文革前，邓拓（《人民日报》总编辑）、吴晗（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廖沫沙（北京市委统战部长）三人以“三家村”的笔名在《北京晚报》上发表杂文多篇，文革初期就被打成反党集团。
１９７９年８月４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组织部《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刘志丹》是描述陕北革命斗争的小说。毛泽东说“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就是指这部小说。这部小说使原西北局的一批干部受到迫害。
１９７９年８月１８日，为“二流堂”问题平反。对“二流堂”问题所牵连到的同志彻底平反，“二流堂”是抗战时代中国共产党在重庆联系党外人士的一个场所。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的裴多菲俱乐部”，其矛头是指向周恩来的。
１９７９年８月２５日，为老一辈共产党员张闻天举行隆重追悼会，为他平反、恢复名誉。张闻天在长征时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建国后从事外交工作。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上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１９７９年８月２７日，为徐冰、张经武、吴溉之、邹大鹏、伍云甫举行隆重追悼会。徐冰等五人在文革中受迫害，于１９６７年到１９７２年先后逝世。
１９７９年９月６日，为邓拓举行追悼会。邓拓在文革中因受迫害，于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８日被迫自杀。
１９７９年９月１０日，云南省委宣布，经党中央批准，对“四人帮”及其在云南的代理人制造的所谓“沙甸反革命事件”予以平反。
１９７９年９月１４日，为著名经济学家、人口学家马寅初平反、恢复名誉。同一天，为前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举行隆重追悼会。他在文革中因受迫害，于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１日被迫自杀。
１９７９年９月１８日，为外交部前副部长章汉夫举追悼会。章汉夫在文革中因受迫害，于１９７２年１月１日含冤逝世。
１９７９年９月１９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议的复查结论和报告》，批准为１９５８年全国总工会整风会议错案平反，为赖若愚、董昕等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１９７９年１０月９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国家科委召开大会，为《科研十四条》、“广州会议”等重大冤假错案彻底平反。“广州会议”是１９６２年召开的一次讨论科研问题的会议，陈毅元帅曾在这个会上作过重要讲话。《科研十四条》和“广州会议”在文革中被指摘为“资产阶级的科研路线”，不少人受到打击。
１９７９年１０月１４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摘帽子问题的请示》。《请示》指出，凡是在１９５７年反右派期间以及以后几年内划为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的，不论是按照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对待的，全部摘掉帽子。对确实划错了的，也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１９７９年１１月１日，中共中央发出《对于去台人员在大陆亲属政策的通知》。《通知》指出，对去台人员在大陆的亲属，应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一视同仁，平等相待，不得歧视；大陆和台湾亲友间正常通信、通电，任何人不得干涉。这又使一大批长期因亲属去台而受牵连的人得到解放。
１９７９年１１月１７日，为著名文艺理论家、诗人冯雪峰举行追悼会。冯１９５７年被划为右派分子，１９７６年１月３１日逝世。
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２９日，为马明方和王维舟举行追悼会，为他们平反昭雪。马原为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三书记，王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因受迫害，马于１９７４年、王于１９７０年含冤逝世。
上面列举的仅是我当时从报纸上记录下来的一部分。这还是在全国有影响的冤案的一部分。在这期间，各省都在不断地对当地的冤案进行平反昭雪。从１９７８年四季度和１９７９年一整年，都是平反，平反，平反；昭雪，昭雪，昭雪。报纸、电台，朋友见面，平反昭雪都是离不开的话题。恐怕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么大规模、这么集中地“平冤狱”的情况。这种声势，这种气氛，像春天解冻一样，把建国以来所积累起来的冰雪化为春水。
不过，能得到平反昭雪的一般都是原来有地位、有名气的人。蒙受冤屈的普通老百姓只能靠自己上访了。所以，同报纸、电台上声势浩大的平反、昭雪的潮流并行的是声势浩大的上访群众的潮流。当时我所在的新华社天津分社，要求记者帮助平反昭雪的群众络绎不绝。两三位记者专门从事这项工作。他们接待来访者，并敦促所在单位尽快落实政策，还真正解决了不少问题。没有专门分工从事这项工作的记者，也有人找上家门，请求帮助。当时我家里这样的客人着实不少。有一位名叫许大纯的老先生，他是民国初年总统徐世昌的女婿，后任中央银行人事局长等要职。１９５０年投诚到北京。不久被诬陷，先判无期徒刑，后改１５年有期徒刑。幸亏三十年代一位军界的朋友给他一个“少将参议”的虚衔，七十年代全国对少将以上的战犯大赦时，他得到大赦。但是，出狱后没有工作，没有住房，子女受牵连的问题没有解决。他找到我，我写了一个材料，经新华社渠道送上去以后，当时的统战部长乌兰夫很快批示，给他安排“文史研究员”的职务，其它的困难也得到解决。
许大纯先生还是算比较幸运的。大量的受害的老百姓的困难无法解决。上访的人们就产生了过激的行动：游行，抗议，集会。这成为政府十分忧虑的不安定因素。政府不得不用强制来对付上访人员的过激行为。北京的傅月华事件就是一例。
到１９８０年，平反昭雪的工作继续进行。1月份，中共中央发通知为谭震林平反。在2月下旬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又作出了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３月２０日，又为老革命家李立三举行追悼会。同时为李立三、贾拓夫平反昭雪。
影响最大的、也是比较麻烦的是１９５７年打成的６０多万右派分子的问题。１９７８年，中共中央一个文件指出：“对于右派一般不搞甄别平反，只是对于其中个别确实搞错了的，才作为个别人的问题，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
后来下面反映十分强烈，呼声越来越高。到１９８０年６月１１日，中共中央才发出《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通知》指出，中央决定给以尚未摘掉帽子的右派分子全部摘掉帽子。但是，《通知》还强调１９５６年反右派斗争的必要性，并没有否定这次运动，其实，在６０多万名右派分子中，除了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林希翎等几个人之外，全部得到了改正。
到１９８２年底，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基体结束。据统计，这次平反的次（从三反五反到文革）立案审查而被冤屈的人达３００多万人。还有一大批没有立案而受害者这次也得到了解脱。
在中国史上，从混浊政治到清明政治转换，一般都从平冤案开始。这次如此大规模的平冤，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人们期待着。
全面改组干部队伍大规模的平反运动其影响不仅仅是受害者的翻身解放。它产生的强大的政治冲击波，对人们的固有观念，对过去政治运动确定的是非标准，带来根本性的震憾。当然，这一冲击波首先冲垮了对平反起阻碍作用的势力。
天津市蓟县邦均公社原党委书记刘宝金十几年来受到严重迫害。身为蓟县县委书记的马树魁拒不执行中央平反冤案的指示，又将刘宝金关押１１８天。人民日报记者顾雷和新华社记者史博进行了调查，向上级反映了这一情况。１９８０年４月１５日，中共天津市委作出《关于马树魁拒不执行中央平反冤案指示的决定》，令马树魁停职检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从马树魁的错误看〈顶着不办〉》。显然，根据毛泽东时代的是非标准，“顶着不办”的案件是有道理的。所以，“顶着不办”的干部大多是“凡是派”。
所以，对冤案的平反，一方面为邓小平准备了一大批干部，另一方面又给“凡是派”以的重大冲击。“凡是派”干部纷纷落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