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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单墙”的大字报内容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比较集中地是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冤假错案的申诉。除了个人的申诉以外，还有泛泛地倾诉社会冤案无处申诉的怨恨。如在王府井有一张大字报是一首长诗，题为《包青天，你在哪里？》其悲愤、怨恨之情，其慷慨激昂的气势，打动了不少行人。抄录的人很多。
还有不少大字报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二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开始有人对文化大革命持批评态度。有的大字报呼吁为刘少奇平反。
三是对民主的渴望。不少大字报控诉中国没有民主，呼吁建立民主制度。如魏京生在“四个现代化”中又加了一个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即现代民主制度。称为“第五个现代化”。
四是对毛泽东的评价。开始有人批评毛泽东。有一张大字报批评毛泽东支持“四人帮”解除邓小平的职务。贵州的《启蒙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贴的大字报用言诗的形式，暗示毛泽东是封建专制。
五是对“凡是派”的批评。王府井大街有一张大字报说汪东兴是“何是非”。何是非是当时轰动性的话剧《于无声处》中的一个人物。他是一位出卖灵魂的老干部。该话剧是首次批评文化大革命的文艺作品。
总之，“西单墙”的大字报都是相当尖锐的政治内容。对国家的政治制度提出了批评。但也有维护毛泽东的大字报在维护毛泽东的大字报旁边，有很多批示。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反对的批示要多一些。从发展趋势来看，要民主，反专制、否定建国以来的各项工作的势头越来越猛。
“西单墙”继续发展，单纯用文字形式已经不能适应众多的人发表意见的需要了。于是，就出现了“人民民主墙”讨论会。讨论会的声势越来越大。１２月２８日晚７时，本书作者到“西墙单”看大字报。正好又开讨论会。有人发表激昂康慨的演讲。听众约有５０００人左右。演讲者认为，光争民主、争自由还不够，最根本的是要改变国家的政治制度。听的人越来越多。致使西单交通堵塞。有人提议把会议转移到人民英雄纪念碑下去。于是，数千人排着纵队向天安门进发。一边走一边喊着“要民主，不要专制！”“中国人民不是阿斗！”“让思想冲破牢笼子”等口号。唱《义勇军进行曲》、《国际歌》、《团结就是力量》。队列还很整齐。
记者的职业习惯使我也跟着队伍走到了天安门广场。走到纪念碑下，参加讨论的和围观的已达数万人之众。站在纪念碑的台阶上演讲的人一个接一个。演讲的内容和西单墙大字报差不多，但措辞激烈，富有煽动性。
邓小平开始是支持“西单墙”的。１１月２６日，他对前来中国访问的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良作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利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要让他们出气。群众的议论并非一切都是深思熟虑过的，也不可能要求完全正确的，这不可怕。”（《人民日报》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２７日）当时各单位都传达了邓小平这个谈话，并组织学习。叶剑英１２月１３日的一次讲话中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典范，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民主典范。”１２月初，邓小平出席了中法贸易协定签字仪式之后，对法国记者也说了和上面意思相同的话。在同“凡是派”作斗争中，邓小平还要借助群众的力量。
“西单墙”继续发展。由集会又发展为出版各种民间报纸和刊物。又由地下报刊发展为各种民间政治组织。北京的民间报刊有：《四五论坛》、《今天》、《群众参考消息》、《民主墙》、《求是报》、《沃土》、《北京之春》、《探索》、《启蒙》、《人民论坛》等数十种。上海的民间报刊有《民主之声》、《未名》、《青年笔记》等。广州有《人民之声》、《人民之路》、《浪花》。天津有《新觉悟》、《渤海之声》等。这些刊物中走得最远的是魏京生主持的《探索》和任畹町主持的《中国人权》。魏京生在《探索》上着文称，无产阶专政是“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封建君主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比江湖骗子的膏药更高明一些的膏药”。民间政治组织有“启蒙社”、“中国人权同盟”、“兴中会”、“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促进会”、“上海民主讨论会”、“振兴社”、“解冻社”等等。
在这期间，全国各地来北京告状的人（文革后期到北京告状的人很多）也组织起来，举行“反饥饿、反迫害、要人权、要民主”的示威游行。
民主墙虽然和理论务虚会讨论的问题有相通之处，但二者是有差别的。理论务虚会是希望维护和改善党的领导的；民主墙却有叛逆性，它威胁到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凡是派”利用民主墙的叛逆性的一面，指摘十一届三中全会和理论务虚会放出了“魔鬼”。民主墙和理论务虚会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必然的巧合，没有自觉的、组织上的的联系。但“凡是派”却说二者“互相串通”“内外呼应”。党内民主力量也怕群众民主运动发展下去会搞乱局面。２月初，胡耀邦把上海、浙江、山西等地群众骚乱的材料印发给理论务虚会的参加者，上面批有“请同志们想想这个问题”。
理论务虚会第一阶段２月中旬结束。第二阶段开会前领导小组开了一个会，胡耀邦谈了社会上发生的情况，说第二阶段主要是邓小平作报告。第一阶段结束后就开始起草邓小平的报告，起草小组共五人，由胡乔木主持。这个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３月３０日，邓小平作了报告，他的话音刚落，理论务虚会就草草收场，“民主墙”也被取缔。
中国改革过程中有这么一种现象：保守力量的禁锢越严重，冲击禁锢的力量就会加速积累，一定的条件下就会出现冲击；对禁锢冲击力越大，就会引来保守力量更为严重的禁锢。但总的趋势是，禁锢的力量是逐步衰减的。中国的改革就是在禁锢力量逐步衰减中前进的。
第7节“四项基本原则”
尽管邓小平一再讲要解放思想，一再讲要有民主。但是，解放思想和民主都是有限度的。
理论务虚会上的过激言词，“西单墙”引发的群众请愿，上海知青的抗议活动，使中国共产党内的不少人感到，这些将危及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更多的人害怕这样下去会出现难以控制的局面，影响社会安定。因此，有一些人士认为，不能让这种状况继续发展下去。事过７年以后的１９８７年胡耀邦下台时，在天津当市长的李瑞环说：“我当时就向胡耀邦建议砍掉’西单墙’，他还犹豫不定。”邓小平当时一定也听到不少类似李瑞环的这种建议。他可能也感到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受到威胁。他降低了解放思想、发扬民主的调子，改变了支持西单墙的态度。１９７９年３月３０日，在理论务虚会临近接束的时候，他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长篇讲话。他说：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大家都知道，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
粉碎“四人帮”以至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一直是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94年，第165－173页）
……中央认为，今天必须反复强调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因为某些人（哪怕只有极少数人）企图动摇这些基本原则。这是决不许可的。每个共产党员，更不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
中央这样提出问题，是不是小题大作？不是的。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