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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华国锋是要保卫自己的最高权力地位的。１９７６年４月的天安门事件，毛泽东迫于当时的形势，授予他最高权力。但他的地位是很不稳固的。在毛泽东逝世后，对他构成最大威胁的是“四人帮”，为了保卫自己的地位，他采取了攻势，向“四人帮”发起了攻击，他依靠党内元老们的力量，也顺应了民意，取得了维护权力的胜利。粉碎“四人帮”以后，对他威胁最大的是邓小平，为了保卫自己的地位，他采取了守势，死守毛泽东的遗训，他站在到了元老们的对立面，也有悖于民意。
邓小平出来工作后，华国锋还仍然贬邓。１９７８年１０月，邓小平出访日本前，日方对华国锋说：你们派了高级代表团，我们准备用国宾规格接待。华国锋说：是较高级代表团。日方听了马上研究，接待时降低了半格。邓小平出访东南亚，华国锋不让外长黄华陪同，只让副外长陪同。
１９７７年８月１２日至１８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会上华国锋作政治报告，叶剑英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邓小平致闭幕词。这表明，在开会之前邓小平已经是第三号人物。在新选的五位中央主席和副主席中，邓小平名列第三。在他前面的是华国锋和叶剑英，在他之后的有李先念和汪东兴。
叶剑英年事已高，他也不想走上权力顶峰。邓小平树大根深，胸怀大志。邓小平取代华国锋只是时间问题了。不过，就名义上的职务而言，在十一次代表大会时，邓小平已经得到了他终生最高的职务：党中央副主席。在以后他虽然取代了华国锋，掌握了全国的最高权力，但是，在名义上，除了军委副主席变为军委主席以外，他并没有担任党和国家最高的职务。这也许是邓小平聪明过人之处。
邓小平向“两个凡是”挑战“两个凡是”从哲学上是站不住脚的，从政治上是保守的，停滞的。但是，当时的既得利益者，也就是坚决执行毛泽东晚年政治路线而得到权力的人，是必须固守的防线。守住了这一防线，就保住了既得利益。从当时的群众感情上看，由于多年对毛泽东的神化，“两个凡是”还有相当的基础。群众这种情绪被既得利益者利用，就形成了相当大的力量。所以，在毛泽东逝世后的一两年内，向“两个凡是”挑战是有风险的。但是，邓小平清楚地看到，坚持推行毛泽东那条左倾路线的“四人帮”被粉碎了，但是，这条左倾路线仍然被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治国法宝。为了扭转大局，邓小平不顾一切风险。向“两个凡是”挑战，既需要政治勇气，又需要政治艺术。经三起三落的邓小平既有政治勇气，也不缺斗争艺术。如果说，毛泽东继承人争夺的第一场斗争是武力解决，那么，毛泽东继承人争夺的新一轮斗争，就得靠政治艺术了。
１９７７年４月１０日，邓小平向华国锋、叶剑英、党中央写了一封措辞十分巧妙的信：华主席叶副主席并党中央：我完全拥护华主席最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完全拥护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方针和对当前各种问题的工作部署。我在七五年的工作虽然也作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但在工作中确有缺点和错误，我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我的批评和教导再一次表示诚恳的接受。我感谢党中央弄清了我和“天安门事件”没有关系这件事，我特别高兴在华主席的讲话中肯定了广大人民群众去年清明节在天安门的活动是合乎情理的。至于我个人的工作问题，做什么，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为宜，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时候，我曾向中央用书表达我内心的悲痛和深切的悼念。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高举和扞卫这光辉伟大有旗帜，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在党中央决定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会主席的时候，我知道了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以最英明果敢、最正确的方式战胜四人帮的伟大胜利的时候，我在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１０日曾向国锋同志和中央用书表达我的真诚拥护和欢欣鼓舞的感情。如果中央认为恰当，我建议把我这封信连同去年１０月１０日的信印发党内，究应如何处理，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决定。顺致诚挚的敬礼！
邓小平１９７７年４月１０日说这封信措辞巧妙，第一，它表现了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的姿态。不仅现在高举，而且世世代代高举。第二，毛泽东思想不仅指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而且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第三，它完全采用当时流行的政治术语，没有一丝“反潮流”的痕迹。但是，这封信的内容却是反了最大的潮流。它悄悄地用“准确的、完整的”这两个伸缩性很大的词语，替换了毫无伸缩性的“两个凡是”。这为他以后改弦更张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华国锋可能还没有觉察到其中深刻的用意，５月３日就向全党转发了这封信。
在公开的场合的言论，邓小平很注意策略。而在私下的谈话，他就直接向“两个凡是”挑战了。１９７７年５月２４日，他对王震、邓力群和于光远三人说：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即汪东兴和李鑫－引者注）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１９７６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下讲的移到另一个问题，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也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毛泽东同志说，他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马克思、恩格斯也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94年，第３8－３9页）在《邓小平文选》的注解中写的是“这是邓小平同志同中央两位同志的谈话的一部分”，于光远多次表示，《邓小平文选》这个谈话下面的注解违背事实。他说，实际参与这次谈话的除了王震和邓力群以外，还有于光远，这篇讲话也是于光远整理的。在这段谈话中，邓小平抓住华国锋讲话中的矛盾，直接向“两个凡是”提出挑战。华国锋迫于形势，在３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１９７６年“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表示自己对周总理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华国锋这句话就违背了“两个凡是”：毛泽东定的“反革命事件”，你怎么说是合乎情理的呢？华国锋在这次会上还说：“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邓小平是毛主席亲自撤职的，让他来工作，不是违背“两个凡是”吗？
邓小平抓住了这两句话，“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使华国锋无回旋之地。
但是，在正式场合，邓小平还没有公开向“两个凡是”宣战。他可能觉得公开宣战的时机还不成熟。从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末期，十多年时间，开动了所有的宣传机器，利用了一切场合，采用了凡是能够采用的各种形式，把毛泽东思想灌输到每一个人的心中。《毛主席语录》几乎人手一册。客观地说，“两个凡是”正是这种对毛泽东顶礼膜拜的继续。要否定“两个凡是”，就是要扭转对毛泽东的绝对崇拜。还有可能被载上“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帽子。当时，这个“帽子”还像如来佛的五指那么沉重。所以，邓小平还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只不过是借助这面大旗来反对“两个凡是”。１９７７年７月２１日，他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作了《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讲话。开宗明义第一句话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他说：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