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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元帅称颂华国锋“有能力领导我们党胜利地进入２１世纪，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目标。”过去沿用了三十多年的“英明领袖毛泽东”现在改为“英明领袖华国锋”。华国锋坐上了毛泽东坐过的宝座，汪东兴立即为华国锋盖了一栋９０００多平方米的豪华住宅，后来又住进了官园，面积在１万平方米以上。此时，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也强行推倒了勤政殿，花了６９０万元为自己建５３８７平方米的私宅。每平方米造价１２８０元，相当于一般住宅造价的１０倍。
对华国锋的神化也开始出现。某省城突然出现了游行队伍，走前一看，原来是各单位到省委去迎接新发行的华主席的画像。华主席的画像已用飞机从北京运到省城，省委领导人已从机场迎回。各单位领导人站在迎像队伍的最前面，抱着空镜框，回来时把像放在框里，崇敬地抱着率队伍回来。一时间，满城都是迎像队伍。（吴江：《１９７９年理论工作务虚会议追记》，载《炎黄春秋》２００１年第１１期）在普通老百姓看来，这一切都表明，华国锋完全取代了毛泽东过去的地位，填补了毛泽东逝世后领袖位置的空缺。
但是，在接近权力顶峰的最高层，对华国锋的不满情绪也随之增加了。
华国锋接班以后，还是做了一些好事。例如，他宣布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使乱了多年的社会走向安定；开始注重经济建设，在经济方面也有一些新的办法。例如广东的对外开放政策，在华国锋执政时就开了头。进行了企业整顿，建立了规章制度，企业混乱的情况有所好转，铁路堵塞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教育、科学、文化也开始走上正轨。在当时，这些都是很得人心的。但是，华国锋全盘继承了毛泽东晚年的思想路线。
华国锋继位后提出“抓纲治国”。抓纲，就是抓阶级斗争。当时阶级斗争的具体内容就是，“揭批四人帮”运动和“深入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治国，就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这些和毛泽东在世时完全一样。
揭发批判“四人帮”。这对于统一认识、加强团结来说是必要的。但是，当时揭批“四人帮”的主要内容是，揭“四人帮”如何“阴谋夺取权力”。这似乎可以当作“罪状”，但细分析一下，“阴谋夺权”并不是问题的实质。难道务实派就没有夺权吗？难道务实派的夺权活动都是“阳谋”？问题的实质在于，“四人帮”把中国引向何处。也就是说，要揭批“四人帮”所要执行的思想路线。这对华国锋来说，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因为“四人帮”的思想路线，正是毛泽东的“无产阶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华国锋既要表示他是毛泽东的忠实继承者，他不仅不可能（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批判这一思想路线，还要高举这一旗帜。于是，在揭批“四人帮”时出现了奇特的扭曲现象：说“四人帮”背叛了他们自己所极力坚持的思想路线――毛泽东晚年的路线。也就是说，把“四人帮”扣在务实派头上的“帽子”，反过来扣在“四人帮”头上。这真是政治和理论上的尴尬。
当时的报刊宣传使人感到是牵强附会的。说“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专政下继续革命伟大理论的一次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人民日报》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２２日）说“揭出‘四人帮’反党集团，又一次证明毛主席关于资产阶‘就在党内’的论断无比英明无比正确。‘四人帮’反党集团是党内资产阶的典型代表，他们上台，就是资产阶上台，修正主义上台，法西斯上台，资本主义复辟，我们党就要变修，国家就要变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就会丧失……”（《人民日报》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２３日）。说“‘四人帮’干扰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强调要“深入批邓，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１９７６年１１月中旬，中共中央召开了宣传工作会议部署揭批“四人帮”的任务。会议贯彻华国锋提出的方针，只批“四人帮”的极右，不提批“左”。１１月２８日，《人民日报》发表指导性的社论《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社论指出“四人帮”是“地地道道的党内资产阶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悔改的正在走的走资派。”他们推行的“是一条极右路线。”华国锋所抓的“纲”，一开始就受到抵制。１９７７年１月，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前后，天安门广场又摆满了花圈。
群众络绎不绝地来到广场悼念周恩来，申讨“四人帮”，纷纷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为邓小平平反。当时天安门前的观礼台下贴出了巨幅标语：“要深入批邓：小平同志，你拿这么高的工资不工作不行咧？”这条幽默的标语，巧妙地接过华国锋“要深入批邓”的口号，呼唤邓小平出来工作。过往行人无不会心地发笑。
对“四人帮”的批判只能在一定的范围之内。１９７７年初，一些报刊开始批判张春桥和姚文元的两篇文章中的观点。（即１９７４年发表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红旗》杂志社给中央写报告，请示能否批判。２月４日，中央的批复是：“这两篇文章是中央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看过的，不能点名批判。”平反冤假错案受到限制。当时，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呼声很高。《中国青年》杂志复刊第一期，发表了天安门事件中的一些诗词和一位参加者的文章，被中央斥为“反毛主席”，这一期的《中国青年》杂志被扣压，不准发行。因为华国锋等人一直坚持：“天安门事件是毛主席亲自处理的，毛主席有批示，不能平反。”１９７７年１０月７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这是胡耀邦支持下发表的），首次提出平反冤假错案问题。在一个多月之内收到群众来信上万封，表示支持。但是，当时的组织部长郭玉峰说：“这篇文章是大毒草”，“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是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从史上看，国家最高权力的继承人，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对前任的作法改弦更张。如果前任遗留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继承者又完全沿袭前任的思想路线，他就会有负众望。毛泽东晚年遗留的问题够多的了，华国锋完全沿袭毛泽东晚年的思想路线，不仅没能解决毛泽东遗留的问题，反而错上加错：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新的冤案又不断被制造出来。１９７７年１月，北京青年李冬民等多人在长安街贴标语，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被以“反革命罪”逮捕，并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在辽宁旅大市，出现了一些大报，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被定为“反革命事件”。１９７６年１２月９日，吉林省长春市青年史云峰，在因“反革命罪”被捕两年以后，被处以死刑，立即枪毙。1977年４月１６日，上海青年王申酉，因批评毛泽东的某些看法，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被枪决。江西女青年李莲，因攻击林彪、同情刘少奇，被关押了几年，１９７７年１２月４日被枪毙。那时，全国被杀害的青年思想犯有7０多人。揭批“四人帮”也是像过去那样，以搞阶级斗争的方式展开。大搞群众运动，大搞清查战役。很多单位搞人人过关。各单位都成立专案组，内查外调，批判斗争，把普通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站队”错误无限上纲，全国数以百万计的群众受到清查。有的人被逼得跳楼自杀。逼死的人不在少数。
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坚守一个原则：“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凡是”。它是在１９７７年２月７日，“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的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中正式提出来的。这篇社论是由李鑫领导的中央理论学习组起草的。早在１９７７年１月，华国锋在一次讲话中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