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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鹏送我到火车站，问我有什么交待没有。我说，就这么几条：一是耀邦追悼会结束了，要恢复正常秩序，要复课；二是不要激化矛盾，不要动武；三是打、砸、抢、烧者例外。李鹏没有讲不同意见。李回去后，他把我的意见向邓汇报了，邓说，就照紫阳的意见办吧。
我去朝鲜后的第二天晚上，北京市委李锡铭、陈希同提出要向常委汇报。说情况很严重。常委开会听了北京市委的汇报。正如人们说的，谎报军情，把很多事情集中起来，说学生要搞全国性的大串联，要建立组织，大事不好。我去朝鲜以前北京市不跟我讲，也同意学潮实际在平息。当然，他们在常委会上讲的情况不是没有，但他们把情况说得太严重了。李鹏主持常委会，听汇报后，他总结，说是有领导、有组织、有纲领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行动。
第二天，他们去邓那里汇报。有李鹏，有杨尚昆。小平一向对学生闹事反感。如果我去汇报说学潮正在平息，他也会点头。他听李鹏一讲，就觉得问题严重。就发表了“４。２５讲话”，给学生运动定了性，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李鹏立即通知各单位传达。北京市开了几千人的大会传达。
“４２５讲话”后，又发表“４２６社论”。学生容易冲动。就引起了４月２７日的大游行，有十万人参加。事情就这么闹大了。本来通过做工作事件是可以逐渐平息的。
在悼念胡耀邦期间，有很多学生没有上街，“４。２６社论”把这批中间学生也调动起来了。“文革”以后，人们对戴帽子很反感，机关知识分子都认为不应该这样扣大帽子。４２６社论把大批人推到另一边。那么多人声援，那么多人担忧。
“六四”的根本问题是“４。２６社论”，引出空前规模的群众抗议。
“４。２６社论”没有发给我，在朝鲜时我不知道这个社论。但小平的“４２５讲话”发到了朝鲜，使馆给我看了。我也表了态，同意小平同志关于稳定局势的讲话。因为这是内部讲话。我没想到他们会公开发社论。到５月１７日，我会见戈尔巴乔夫后，常委公开发生分歧。我主张从“４。２６社论”退回来。有人说退回来涉及到小平。我说，这个社论我虽然没有看，但我可以承担责任。李鹏说，没有那个必要。
我从朝鲜回来路过沈阳时，辽宁省委同志说，小平讲话传达后反映不好。当时我想，为什么要传达呢？过去有一条，不得人心的事不能把小平抬出来。这次为什么要把小平抬出来呢？对传达“４。２５讲话”，邓本人也不高兴，把邓推到前面去了。
我从朝鲜回来后，他们最怕我不支持“４。２６社论”。一定要我表态支持“４。２６社论”。
４。２７大游行后，李鹏等也认为“４。２６社论”搞坏了。他们没有想法缓和，而是认为要坚持下去，要顶住，而是千方百计地证明“４。２６社论”是对的。在这一点上，他们当时可能有私心，特别是北京市委的一些人。
“五四”我要发表一篇讲话。李鹏、姚依林、宋平、李锡铭都要我在稿子中加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句话。我没有加，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自由化是一回事。稿中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没有必要再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了。”邓家的孩子（大概是邓榕）给鲍彤打电话，要求在讲话中加上一段小平对青年的关心。因为４２５讲话公开以后，小平在青年中的形象不好。五四讲话中加上了这一段。
“４。２６社论”各方面反映都不好。我从朝鲜回来后，他们包围我，影响我，要我坚持“４。２６社论”。开始我没有讲话。李鹏到我家谈这事。我说要让学生复课，有问题可以对话。我看了公安部４２７游行的录相。费孝通等四个民主党派领导人找我。费孝通态度很明朗，说要想法挽回。我找北大和北师大的两位校长，两人的态度不一样，但反映的情况是一样的。耀邦的事基本平息了，“４。２６社论”把学生激怒了。“４。２６”社论发出后，学生冲出校门要上街。学校领导和党团组织出来阻止。因为“４。２６社论”态度很强硬，学校怕学生上街后真会发生流血事件。但４２７游行什么也没有发生，学生胜利了。这时学校的领导和党团组织感到灰溜溜的，感到以后的学生工作更不好做了。
我从朝鲜回来后很不好办。有小平讲话，又发了社论，学生怕秋后算帐，要求收回社论。而李鹏、北京市委坚持“４。２６社论”不能退，还拿邓作牌子，说４２６是邓的话。事实上，是他们定性在前，邓讲话在后。我说，动乱这个词是中性的，骚乱、动荡、风波，都是讲规模，没有讲性质。小平讲动乱没有什么问题，问题是什么样的动乱。动乱有人民内部矛盾，也有敌我矛盾。问题就出在“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个定性上，在５月１７日常委发生争论时我是这么说的。
当时常委大多数人认为可以采取逐步缓和、逐步淡化的方法，不再说４２６社论了。５月４日，我接见亚银时，就根据这个精神发表了讲话。提出通过民主和法制的办法解决问题，提出学生和政府要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八个字。这个讲话反映很好。北京７所大学复课了（当时报纸有报道）。这又是一次解决问题的机会（第一次机会是耀邦追悼会完毕）。但这时学生还不放心，认为我讲的是空话，没有落到实处。这时如果继续对话，加紧做工作，形势就会好转。
但是，不知有什么背景，何东昌在各大学党委书记会上说：“赵紫阳的讲话和’４。２６社论’的精神是一致的。
他的有些讲话是他个人意见。”他实际否定了我的亚银讲话。我想这一定是有背景的，他不可能发表这么大胆的讲话。
何东昌的讲话正符合大学党政干部的口味。因为４２７游行后，学校党委灰溜溜的，他们也希望死守“４。２６社论”这条线。何东昌讲话传达下去后，人们普遍认为，我的讲话不代表中央。
这时，学生要求对“４。２６社论”有说法，而另一些人坚持“４。２６社论”不能退。他们还收集一些有剌激性的材料往邓那里送，发表一些剌激学生情绪的话，两面挑。我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我和学生没有联系。两面都不买我的帐。学生想要“４。２６社论”的结果，继续对政府施加压力。而这边邓的决心也越来越大。
李鹏对我说：“你主张不激化矛盾的缓和办法没有效果嘛！”和学生对话，对一次和学生闹一次。他坚持只和学生会对话，不和闹事的学生对话。我说，和学生会对话等于和自己对话，没有用。现在另一方是闹事的学生，要和他们对话。
戈尔巴乔夫访华，学生占领了广场，连举行欢迎仪式的地方也没有，大丢面子。也给李鹏他们以口实。我在和工人对话时劝告学生不要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学生没听懂我的话。我这话的意思是，你们闹得越激烈，有人越高兴。
学生闹得越来越厉害，李鹏和北京市委对小平的影响就越来越大。
就是到了这个地步，也不一定要非动武不可。
戈尔巴夫走了以后，我想，事情拖得这么久了，学生也疲了。广场上的学生已经不多了，北京的学生都回去了，留在广场的多是外地学生。如果我们在“４。２６社论上退一点，事情有可能好转。４２６社论不退，学生怕秋后自算帐，就很难安定。
学生中也有激进分子。在快冷下去的时侯，他们搞起了绝食。
我认为，军管必然导致动武。从“４。２６社论”导致４２７大游行说明，现在用上纲上线想把群众压下去是不灵了；用权威人士出来压也不灵了。既然这两个都不灵了，又不退让，搞军管，势必发生冲突。一冲突就要流血。当时我还担心，学生流血会不会造成工人大罢工？当时我没有想到用几十万大军吓住。这只有小平才有这么大的气魄。但这对共产党的形象影响太大了。当时学生不相信解放军会向他们开枪。这说明我们在群众中有信誉。１９７６年“四五”也只是用棍子，用工人纠察队。北洋军阀也只打死十几个人。一二运动蒋介石也没敢开枪。我党历来没有这个历史。所以，学生不相信解放军会向他们开枪。
开枪是把事态压下去了。但党和政府的形象损失太大了。这样的搞法只有邓才下得了决心。几十万军队，调动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