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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理想的新社会是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个性自由和民主。社会主义把使人摆脱各种形式的剥削和压迫放在首位，力图创造尽可能多的个人自由发展的社会条件，由此就产生了一个著名的公式：“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西方社会（暂且称之为资本主义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更是大量吸收了社会主义因素，如公正、平等原则，没有社会主义的营养，就没有今天西方社会的繁荣和稳定，20世纪并不是哪一种文明胜利的世纪，而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中合理因素的共同胜利的世纪。
20世纪的历史证明，凡是两极状态的社会都是不稳定的。极端的自由主义往往会忽视社会公正，使社会动荡不安；极端的集体主义会抹杀人权，也会导至总崩溃。而中间力量占主流的国家，则比较稳定。
二战以后，世界发生了一系列新的深刻变化。在新的变化面前，人们的思维方式也发生了变化：由二元对抗的思维转向多元并存、互补、互转、互通的新思维。新思维使上述两极已经有互相融合之势。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就不是极端自由主义，以社会民主主义为代表的左派力量，就不是极端的左翼。这温和的两翼相互融合、相互吸收，成为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的主流思想。现在，在这温和的两翼之间很难看出明显的界限。
当然，个人主义（以及与它相对应的社会制度）与集体主义（以及与它相对应的社会制度）这两极的融合是一个宏大的历史课题，这个课题至今因没有完全解决而被高度关注。1998年度诺尔经济学奖评委会给其得主阿马蒂亚。森写下了这样的评语：“他澄清了使个人价值得以集结到集体决策当中去的条件，这些条件使集体的规则不致于损害个体权利的重要部分。”我必须再强调一次，把当前中国知识界的争论梳理为新左派同自由派的争论是一种简约。实际上，参与争论的学者很少有纯粹的自由派或纯粹的新左派。“我赞成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都认同的那些价值，而反对他们都反对的那些价值。”（秦晖）持这种态度的人在争论双方都有不少。当前的思想是多元的，交叉的，互混的。这种多元思想的交叉和互混表明有相互吸收和融合的可能。从上面我介绍的双方争论的内容中，我们可以找到某些共同之点：都需要市场经济，都不迷信市场，都不要市场霸权；既要反对“不公平的伪竞争”，也要反对“反竞争的伪公平”，而要公平的市场竞争。
都需要行政权力，都反对行政权力过分扩张，都主张对行政权力进行制衡；既反对垄断精英控制政治权力，也反对政治权力妨害经济自由；都主张建立民主制度，既反对把民主当成少数精英谋取利益的工具，也反对把民主变成多数人的暴政。要把民主制度是建立在自由理念之上；都看到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也都看到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对中国有利有弊，尽管双方在利弊的权衡上各有轻重，但都在寻求趋利避害的途径；都呼唤社会公正。不公正的原因既不能单纯归结为改革前的旧体制，也不能完全归罪于正在完善的市场；从解决方法上既不能完全坐等市场制度的完善，也不能发动底层群众来与精英阶层对抗，根本途径是制度创新。
都主张多元化。既不能实行资本霸权的一元化，也不能实行政治强权的一元化。
等等。
还可以到出更多的共识。当然，分歧会更多一些，上述共识中也包含着不少分歧。不过，我们相信，只要抛弃自立门户和党同伐异的学风，对不同看法大度包容，对批评对象思想本质良性把握，对批评者新思想的吸收，激烈而不敌对，鲜明而不偏激，深刻而不片面，共识就会越来越多。
还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主张不同思想的相互吸收和相互融合，但是，有些东西是永远不能融合的，如专制和民主，只能后者取代前者。自由和公正只能在民主的条件下兼容。近年来在国内外出现了“第三条道路”的声音，这声音起源于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新着《第三条道路》。应当注意，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是指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并不是指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道路。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奉行民主政治，是排除专制的。第三条道路没有专制的地位。“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是与人性不相容的。兽性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北京，第４１４页）从政治常识来看，权力不能同体自授，权力制衡也不能同体制衡。为什么不能同体制衡？这是简单的力学常识。为什么人不能抓住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来？因为他手使再大的劲也是内力。内力不能改变物体的运动状态。既然要搞民主政治，民主国家近百年行之有效的制度也应当拿过来为我所用。如：三权分立，多党竞争，新闻自由，军队国空化等。
那么，在中国现实条件下，怎样走出专制、建立民主制度呢？不少人推崇晚年的蒋经国的民主化的果断作法。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只有这一件成功的例证。
晚年的蒋经国力排众议，锐意改革，抛弃了一党专制，融入世界民主大潮。蒋经国意识到，开放报禁、开放党禁，谁也阻挡不了。如果继续坚持僵化的专制制度，在他去世之后，台湾将面临重大的危机。于是，他顺应了历史大方向，断然决定：晚改革不如早改革，被动改革不如主动改革，死后改革不如生前改革。
１９８６年９月２８日，１３５名反对派人士在台北市圆山饭店集会，他们提议建立新党，起名为民主进步党，与会代表兴奋地一致通过。消息传到蒋经国官邸，他沉思了半个小时以后，才通知几位核心高级官员到官邸开会。党政军要员匆匆赶到，蒋经国坐在轮椅上出现，开口就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当情治部门的首脑呈上一份抓人的名单时，蒋经国说：“抓人解决不了问题。应该避免冲突，保持镇定。”他决定默许民进党的成立，只是要求媒体低调报道。党内大老抱怨说：“经国太软弱了。他应该像他爸爸，把他们（反对派人士）丢到海里去！”而蒋经国一笑了之。事后他对蒋彦士说：“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１９８８年１月１３日，蒋经国逝世。一个时代结束了，一个时代开始了。
对于蒋经国晚年的这一历史性的果断，中国知识分子写下了不少赞美的文字。戴睛女士写道：“乾纲独断，以专权雷厉风行”，恐怕正是十年、二十年前蒋经国的模式，也未尝不是我们今天的模式。蒋经国已经离世，他的灵柩所过之处，数万人沿街恸哭，世界上闻名的产花地鲜花销售一空。为什么？他安排了蒋家王朝统治的终结，他安排了党禁报禁的废除。“不错，我是一个专制者，但我是最后一个，我以专制保证民主制度的开端……”以中国之国情，专制只能在专制者手中结束。（戴晴：《从林则徐到蒋经国》）
由这里引出了新权威主义的论题。八十年代，新权威主义在中国风行一时。原中共中央办公厅研究室研究员吴稼祥曾写文章鼓吹新权威主义。他写道：中国大陆的改革和现代化需要政治强人，就类似于近几十年来在东亚诸国和若干地区产生的那种政治强人。……新权威主义强调的不是政体，而是领袖。民主政体可以产生有权威的领袖，也可能无法产生。专制政体也是如此。事实上领导一个国家顺利实现现代化的伟大领袖人物产生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选举的，也有继承的，有任命的，也有政变上台的，从世界近代史上我们可以找到相应的实例。……新权威主义不仅强调领袖人物，还强调与领袖人物配合默契的决策集团，强调英明的见解、果断的行动、排除任何障碍的力量以及高超的应变能力。
（吴稼祥：《新权威主义述评》）
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２９日，赵紫阳在他家中同本书作者也谈到了新权威主义这个话题：杨问：有人说，“政治上反右，经济上反左”的说法是您先提出来的，是不是这么回事？
赵答：我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有个发言，其中有这个意思，我在经济领域是改革者，在政治领域是保守者。我现在有改变。我在四川工作时，一位陕西工人给我写了一封信，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