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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的全球性两极分化。”（陈燕谷：《历史的终结还是全面民主？》）
自由主义者把政治权力的无限膨胀看成是奴役民众的力量，新左派把市场力量的无限膨胀看成是奴役民众的力量。
自由主义者主张限制政治权力并且两眼盯着政府的缺陷，新左派主张限制市场力量并且两眼盯着市场的缺陷。实际上，自由主义者并不主张对市场完全放任，他们认为限制市场已经包含在市场经济之中，例如，反垄断法本身是市场经济的内在需要，也是市场经济的必要组成部分。
关于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在西方现代化道路中，市民社会、公共领域是必须具备的因素。所谓市民社会就是在政府之外的私人经济领域、自愿结社和社会运动。公共领域是指国家和个人（特别是底层百姓）之间的政治表达空间。
如果没有市民社会，就没有真正的民主；如果没有公共领域，就可能造成政府和民众的直接对抗。中国目前底层人群的政治表达一是寄希望于新闻媒体，二是上访，三是民间社团的表达，四是非秩序行为，即通过闹事来引起政府重视。
新闻媒体控制过严，很难表达底层的声音；上访的效果更差；民间社团的表达渠道也不畅通；非秩序行为常常引发暴力对抗。所以，公共领域的问题有着十分现实的意义。
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对这个问题有着完全不同的态度。
自由主义者看重正在发育的中产阶，认为他们就是将来市民社会的主体，有了这样一个经济的市民社会，就会产生对公共事务的要求，进而就会发展出公共政治表达空间。而新左派把自由主义者眼中的正在发育的中产阶层看成垄断精英，认为他们是社会不公正的产物，他们要表达的是垄断精英的利益而不是民众的声音。通过他们不可能形成社会底层的政治表达空间。新左派认为中国大陆的政治表达空间不一定要有市民社会，甚至存在于国家体制内部。有人还认为，在毛泽东时代没有市民社会，也有公共政治表达空间，如“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技术人员、管理干部三结合）。鉴于“四大”已经被邓小平废除，新左派很看重“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作用。自由主义者希望从未来的中产阶层中寻找公共政治空间，新左派从传统政治领域寻找公共政治空间。
对在改革中崛起的垄断精英阶层，争论双方都怀着忧虑和警惕。垄断精英阶层是改革中的既得利益集团。争论双方都担心，如果任垄断精英阶层发展，这个集团不仅得到了改革的最大利益，还会左右中国的政治。中国的私有企业在受到传统体制的压制时，学者们支持它（特别是自由派）；当他们已经发展起来、并与官员私下结盟时（大款“傍”官员，官员“傍”大款已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时，学者们呼吁社会防止发展为黑金政治。如何防止，争论双方有着不同的主张。新左派主张各个阶层、特别是社会底层对现行体制要保持足够的压力。这种压力既有制度化的，又有非制度化的。自由主义者认为官商私下结盟的主导方面是政府官员，只有建立对政治权力的制衡机制，才能防止黑金政治的产生。
平等优先还是效率优先？在经济政策上，新左派强调平等，自由派强调效率。在这里，不少人将平等和公平划等号，又将公平和公正划等号。如果把公正和效率放在一架天平上，毫无疑义的是公正优先，因为公正是最高的社会准则。这方面的争论有些概念混乱。
要提高经济效率就必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特别是能者、强者的积极性。为此，就得保护私有财产，就得为强者和能者创造施展才能的条件。自由主义者认为，在“消灭私有财产”和实行“经济平等”的口号之下，没收个人财产，将所有众人的生产资料交由一个政治组织来掌管，其结果是政治权力进入了个人家庭生活，进入了个人的闲暇，也切切实实地控制了个人的肠胃和头脑。这样，所有的个人必须仰承权力的鼻息以求生存，个人独立存在完全消失。所以，“消灭私有财产”实行“经济平等”、“计划经济”是通向奴役之路。
新左派强调经济平等。他们认为强调效率就会出现两极分化，就会出现垄断精英阶层对底层的奴役。
在平等和效率的问题上，自由主义者担心政府以平等之名无限扩张的权力，可能造成政治权力对民众的奴役，新左派担心市场力量的无限扩张，可能出现贫富差距过大，造成经济寡头对民众的奴役。
在这场争论中还出现一些小插曲。例如，新左派上演话剧《格瓦拉》，舞台上下齐声高喊“打倒资本主义！”“铲除私有制！”（《格瓦拉》中的台词），多数自由主义者冷眼旁观，也有人写批评文章。
进入２００４年，中国的主流意识开态发起了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２００４年８月２１日，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的邓小平生平和思想研讨会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作了长篇发言，他在发言中一再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几次重大斗争显示，它是以西方资产阶自由主义为武装，以全盘西化为目标的反社会主义思潮。”他告诫人们：“要高度警惕自由化分子接过理论创新的旗帜，成套地搬用资产阶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把改革引向西方政治家和理论家鼓吹的方向和轨道上。”为了深入批判新自由主义，中国社会科学院不仅组织了专门的研究机构，还出版了《新自由主义评析》一书，并为这本书举办了隆重的出版式和研讨会。《光明日报》２００４年６月１４日报道这次研讨会说：“专家学者数十人指出，新自由主义是国际垄断资产阶关于全球化意识形态的理论表现，其根本目的是肢解民族国家，为垄断资本提供更多的空间。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否则就可能导至理论上和政策上的失误。”2005年，中国经济学界又刮起了刘国光旋风，把批判新自由主义引向了一个新的高潮。82岁的刘国光，原来是中共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他是中国经济学界政治地位最高的人，但在学术观点上摇摆不定。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是主张“市场取向”改革的，为此在1983年受到批判。受批判后他很快转向。“六四”镇压以后，1990年他发表题为《学习陈云同志的经济思想》的文章，倡导把陈云的“鸟笼经济”思想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
这篇文章对当时的改革产生了负面影响，连日本蓍名经济学家石川磁（Ishikawa）也感到震惊。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他急忙转弯。沉默了几年以后，2005年7月15日，他又说出了系统的看法，其激烈程度令人震惊。
他说：我在江西某高校听老师讲，学生听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觉得好笑。在中国这样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学生嘲笑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很不正常。有人认为，西方经济学是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思想，一些经济学家也公然主张西方经济学应该作为我国的主流经济学，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西方资产阶意识形态在经济研究工作和经济决策工作中都有渗透。对这个现象我感到忧虑。如果西方经济学真的在中国成为主流、主导的地位，取代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那长远的后果可想而知。不管你愿不愿意，最终要导致改变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取消共产党的领导，或使她变色。
他说：造成当前西方经济学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下降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外部原因是：第一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资产阶亡我之心不死，中国社会主义是美国继苏联之后又一个要消灭的目标，这个目标是既定的。
所以美国不断地对我们进行西化、分化；第二，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之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很多人认为社会主义不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行了。内部原因比较多，总的说来，新形势下我们对于意识形态斗争的经验不足，放松了警惕，政策掌握失误，特别是教育部要负相当的责任！他批评教育部门大量引进西方经济学教材的版本，冲击国内经济学的教学。他批评“海归派”没有经过马克思主义的再教育，就进入教师队伍和研究人员队伍。他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