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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者认为，“我们认为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就社会性质和社会制度而言，和1949年建立、经50，60，70，80年代的社会和制度是一脉相承的，没有革命，没有断裂，没的质变。”（徐友渔：《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他们认为，毛泽东晚年的极左路线，在社会主义名义下实行的专制、几千年的封建残余还在阻碍中国前进，对这些东西进行清理和批判是尚未完成的任务。是坚持继续批判这些东西还是阻挠这种批判，这种思想斗争还在继续。
新左派认为，目前中国的改革越来越走向自由主义所倡导的模式，中国正在进入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当前“中国社会的各种行为，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行为甚至政府行为，都深刻地受制于资本和市场活动。”“80年代中国的启蒙思想所许诺的‘好社会’不仅没有伴随经济市场化而到来，市场社会本身呈现了新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更加难以克服的矛盾。”（汪晖：《当代中国思想状况和现代性问题》）新左派满怀忧虑地问道：“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究竟是谁在统治，是人民呢还是寡头？是权力呢还是资本？这是需要深思的。在全球化潮流下，跨国公司正在系统地、有步骤地剥夺世界各国人民的民主权利，正在把我们这个世界带向奴役之路。如果看不到这一现实的威胁，恐怕就谈不上懂得民主。“（韩德强，2000）
自由派认为，目前中国虽然存在种种问题，但正在从不合理的体制走向合理的体制，走向人类文明的主流。他们所说的人类文明的主流就是以英美为标志的价值体系和社会制度。“对于自由主义立场而言，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问题再多再严重，也只能硬着头皮向前走，决不能走回头路，决不能返回衣、食、往、行都被人包办，种什么，造什么，卖什么都得等上级指示的那种日子。”（徐友渔：《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
对当前的社会结构的变化，自由主义者持乐观的态度。他们认为，20年的改革，已经在政府之外开始出现了新的社会结构，这种新的社会结构可能是将来中国的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雏形，在中国的社会发展中是将成为一支重要力量。因此，让这种新的社会结构进一步发展是一条必由之路。新左派认为上述看法是当今既得利益集团虚构的神话，他们认为，这20年所形成的不是中间阶层，而是新生的资产阶，是垄断精英，垄断精英是改革中社会不公正的既得利益者，是需要限制的、而不是应当鼓励发展的阶层。
中国正处在十字路口，搞得好，就可能建成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搞不好，就可能形成一个金权、家庭统治的新型专制制度。就像某些南亚和拉美国家一样。这是两派一致的看法。但是，新左派认为这种危险在于市场霸权和垄断精英，自由主义者认为这种危险在于没有得到改革的原有的权力结构，在于中国两千多年相沿成习的专制主义。
面对当前现状，自由主义者认为只有制度创新才能走出困境，而制度创新的目标就是西方已有的“民主宪政”，但是，在目前的语境下，这个目标他们说不出口；新左派没有提出自己的明确纲领和解决问题的办法。
对社会公正问题的看法中国改革进入80年代后期，社会公正问题就开始显露，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公正问题更显突出。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都承认社会不公正问题的存在，但对不公正产生的原因和解决办法大相径庭。
自由主义者认为，社会公正问题的根子在于没有得到改革的垄断性权力结构。中国的改革是利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权力来构建市场经济体制。原来权力持有者及其亲属，就利用社会资源再分配的机会为自己谋利。在经济运行过程中，行政干预过多，“寻租”现象泛滥，权钱交易每时每地都在发生。依靠权力发财是最大的社会不公正。他们还认为，改革开放20年以后，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上层建筑几乎没有什么触动。这是公共权力进入市场交易的根本原因，也是继续产生社会不公正的根本原因。因此，他们强调要加快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使其适应市场经济的基础，强调让公共权力退出市场减少“寻租”机会，强调建立对政府权力有效监督与制衡的政治体制。
新左派不仅批评自由派想“经由市场自然达到国内和国际领域中的公平、正义和民主不过是另一种乌托邦而已。”还把不公正的原因归罪于市场，归罪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归罪于过去多年强调的“资本主义的固有弊端”。他们认为当今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的根本原因是市场竞争造成的“强者越强，弱者越弱，使强者可以越来越肆无忌惮地对弱者进行压榨和剥夺”。他们认为，在资本和市场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已经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的问题同时也是中国的问题，对中国问题的诊断同时也是对日益全球化的资本主义问题的诊断。
自由主义者对此反驳说，当今中国的贪污腐化无一不是当权者在滥用不受制衡的权力违法乱纪，搞权钱交易，这和近年来从西方引进的市场经济没有关系，恰恰相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权力制衡机制和完善的法律体系正是遏制腐败的有效武器。
新左派指摘自由主义者对借改革之名化公为私、大肆掠夺国有财产的现象保持沉默。认为自由主义者是垄断精英的代言人。
自由主义学者认为，只有自由才是实现公正的基本方式。真正落实市场原则（自由竞争，公开透明），就可以达到相对公正分配。从经济上来说，只有尽可能减少行政干预，保证自由交易，社会不公正问题就会减少。有的经济自由主义者甚至认为，在自由经济下，根本不存在社会公正问题。他们认为，商品交换是等价交换，这本身就是平等的，公正的。既然道德的基础在公正，而公正体现在契约，所以等价交换就是公正。交换也是一种合作博弈，必然会产生合作剩余，即使是不等价交换，合作剩余在双方分配不均，但交易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只要不断重复自由交换，公正就在其中。所以，经济学家讨论道德问题就是“不务正业”，主张经济学“不讲道德”。（樊纲：《“不道德”的经济学》）
新左派认为，人们在市场上所交换的不仅仅是单纯的商品和货币，交换过程中还有出卖劳动力的人。因此，在商品货币的平等交易的背后，掩盖着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早期资本主义由此造成尖锐的社会冲突。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自由交换自身是不可能解决的。他认为自由主义者所看重的法权上的公正只是形式上的公正，因为法律赋予人们的平等只是一种可能性，它不能保证所有的人实际上享有这些权利。要使形式上的平等变为实际上的平等，还需要整个社会和每个适法者具备某些必要条件。
新左派批评自由主义者把解决中国当前社会问题寄托于完善的市场制度，是“制度乌托邦”，他们问道，迄今为止，哪个西方国家曾有过这样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新左派忧心忡忡地认为，20年的改革造就的垄断精英阶层已经完成了它的原始积累，他们已经有力量与体制抗衡，靠“规范市场”是解决不了社会不公正问题的。何况垄断精英阶层只允许按他们的意愿来“规范”市场，不会按照理性的市场要求来规范市场。新左派认为，不仅要关心过程公正，也要关心结果公正。他们认为仅仅依靠市场原则，是不够的。无论按特权原则分配还是按市场原则分配，如果结果财富都垄断在少数人手中，都违背了结果公正的原则，也将为民主设置障碍。民主和公正不能简约为“市场竞争原则”。
对国际问题的争论苏联、东欧剧变，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两大阵营之间持续半个世纪的冷战结束。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判断当前的国际局势？中国应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世界？争论双方对这些问题有着不同的回答。
自由主义学者认为，冷战结束以后，原来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应当汇入世界文明的主流，即在经济上实行市场经济制度，在政治上实行民主制度。市场化，民主化是不可违抗的历史过程。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结果已水落石出，中国应当利用这个机会尽快地融入世界主流体系。
新左派认为，虽然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剧变，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并未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