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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乐东县在农业开发用地的流转中，由于一些基层村组干部与承包开发商人或权势寻租者勾结，暗箱操作，个人说了算，根本不经村民代表或村委会讨论，就向外发包集体土地。这样的有“问题”的土地面积约占流转土地总面积的59。8％。如黄流镇孔汶村委会将土地发包给商人、关系人和某些干部的亲属，所得款项村干部集体贪污。孔汶村农民多次上访得不到解决，后来数百名农民包围黄流镇政府，与政府工作人员理论而发生冲突。这就是发生在2000年8月29日的所谓黄流农民“冲击镇政府事件”。后来在国务院领导人朱镕基、温家宝的直接干预下，中共海南省委派出得力干部调查处理，事件才得以平息。
就在孔汶村事件不久，黄流镇的东孔村又出事了。这也是干部违法越权对外发包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农民在多次上访、上告得不到调查处理的情况下，才把承包土地的老板的几台抽水机扣留，拉回村里等待谈判解决问题的。村民们也征求了承包人的同意，承包人在抽水机上打上了标记，以便今后认领。可是三天后，乐东县公安部门以“损害公私财产罪、伤害罪”为由，于2000年11月4日下午2时，动用警力几百人，携带全副武装，围剿不足300户的东孔村，冲击民房，打坏门窗，砸烂神牌、神坛，并抓走无辜妇女6名，其中学生2人。公安局还放出风声要抓走村里几十人。
村民为了逃避灾难，出走他乡，全村怨声连天，酿成影响极坏的“11。4事件”。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苏厚，在《未泯集》一书中记叙，他接到东孔村5名村民代表的《血泪控诉》后，带领工作组先后三次到乐东县调查促办此事，终于使越权违法对外发包农民集体土地、侵犯农民合法权益、贪污土地承包款的村委会党支部书记孙某被判处有期徒刑；让县委和公安局领导到东孔村向农民赔礼道歉，并赔偿民房损失近7000元；还依法修订完善了土地承包合同。
《农民问题备忘录》一书还分析了在四川省因土地问题引发的冲突。其中最突出的是洪雅事件与汉源事件。
洪雅事件是2003年12月7、8日发生在四川省洪雅县瓦屋山水电站工地的农民群体事件。农民因水电站工程淹没房屋、土地、及生产设施的赔偿问题，与工地和镇政府发生矛盾冲突，数千农民把350名公安干警和预备役官兵包围在瓦屋山镇政府的办公楼上。眉山市政府主要负责人赶到现场，与农民们见面谈判，认真采纳了农民的合理意见，使问题迅速顺利解决。
汉源事件是指2004年10月27日至11月9日，发生在四川省汉源县瀑布沟电站库区移民的群体请愿事件。瀑布沟电站要截断大渡河，搬迁汉源县城，移民10万多人。事件起因是库区移民认为补偿标准过低，从4月开始不断到中央、省、市、县有关部门反复上访，呈递了80多份报告和万人签名的“万言书”。但均未引起应有重视。10月27日，电站导流洞开始进水。移民认为他们提出的问题尚无解决迹象而世世代代的家园即将变成汪洋，蓄积已久的怨愤顿时燃烧。28日，在工地聚集静坐的农民估计最多达到3万人。现场出现混乱，29日晨一农民遇车祸意外死亡。有人鼓动抬尸游行，数千人包围汉源县政府，并打砸抢。县城多数商店关门，汉源四中学生罢课游行。29日下午，电站业主国家电力大渡河公司同意暂停施工，汉源县县长到工地向移民承诺暂时停工。群众情绪缓解，移民尽数散去，社会秩序恢复正常。11月2日晚，在汉源的省委工作组通知电站业主“明天上午9点复工”，当地电视台反复放雅安市政府“电站复工”的公告。农民感到被骗了。3日下午，大批农民再次聚集电站工地。4日多达万人以上。警民发生流血冲突。5日事态进一步恶化。5日晚中央工作组入川，采取得力措施，使得这一重大群体事件得到和平化解。事后，中共四川省委通过深入调查，逮捕了在此次事件中犯有贪污农民补偿款、入股淹没区经营矿山牟利、及暗中煽动农民闹事等罪行的腐败干部。
撤换了某些渎职失职官员。
除了邓全施记载的海南省和四川省的事件以外，全国其它各地都发生过很多与土地有关的群体冲突。如2005年6月，河北省定州事件。是因建设电厂占地和当地农民发生了大规模冲突。2005年12月，广东省汕尾事件。也是因为电站建设没有解决好失地农民的利益而发生大规模冲突，并且出现了严重的流血事件。
第三个危险点：农民和农村强势群体的直接对峙如前所述，广大农民处于社会的中下层。而和他们直接面对的是一个农村强势群体。这个农村强势群体是由乡村干部、乡镇企业经营者、私有企业主、粮食收购店、派出所、工商、税务等单位的负责人组成的。农村强势群体在整个社会上来看，不算上等阶层，但在农村，他们有钱有势，临驾在农民之上。在有些地方，农民和这个群体势同水火。
村民委员会本应是农民的自治组织，如果真正按民主程序产生，可以加强农民的政治参与，从而可以缓和阶层间的矛盾。但是，村民委员会实际是乡镇政权的延伸。而乡镇政权的权力高度集中于党委，村党支部的领导班子是由乡镇党委任命的，而村民委员会的领导成员的产生，党支部起着决定性作用。党支部书记是村里的第一把手，村委会主任只是村里的第二把手。第一把手由乡镇党委任命，乡镇党委和村支部书记不喜欢的人怎能选上第二把手？所以，媒体热衷炒作的、连撒切尔夫人、克林顿也抱有很大期望村民委员会的选举，80％以上是徒有形式，不能反映农民的意愿。
乡镇一级政权有着强烈的权力扩张行为。党委、政府、乡镇企业高度一体化，党政财权高度集中于乡镇党委，又缺乏权力制衡。市场经济的唯利是图和农村的封建残余结合在一起，使得“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成了挂在墙上的空洞口号。乡镇企业是农村的财源。乡镇企业的领导成员是乡村的肥缺，为谋得这个职位，需要投入很大的成本。某人一旦任命为厂长以后，他首先考虑的是尽快把谋求职务时的“投入”收回来。第二是考虑购买小汽车，还要用乡镇企业的钱来招待和拉拢乡镇政府官员，在乡镇政府的积极活动下，乡镇企业大量从银行贷款。什么时候银行给企业的贷款花光了，企业也就差不多倒闭了。乡镇政府背上了一大笔贷款包袱，银行的利息耗尽了政府的财政，挤占了教育经费。对这其中的内幕农民是看得很清楚的。他们敢怒不敢言。一旦矛盾激化，农民就可能采取过激的行动。
由于农村基层政权被强势群体所把握，或者代表这个群体的利益，所以，农民和这个阶层的矛盾常常表现为农民和基层政权的矛盾。而基层政权的重要职责是“收粮派款，刮宫引产”，和农民的利益相悖。所以，近几年来，农民和基层政权直接冲突的事件履履发生，其中有些冲突规模很大。就在毛泽东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地方，在上世纪末发生了几次群体性冲突，其规模之大，行为之激，令人震惊。
在农村基层，强势群体和广大农民正面对峙，这里“着火点”最低，矛盾最尖锐，在这里最容易发生社会冲突。
这种冲突是危及社会安全的触发点。一旦触发，就难以熄灭；不迅速熄灭，就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引发冲突的常常是预料不到的偶然因素，但其根本原因是农村强势群体过于张狂，使农民忍无可忍，不得不愤起反抗。从近年来发生的多起事件来看，不外乎以下几个触发点：第四个危险点：低层群众对上层腐败强烈不满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次又一次的民意调查都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群众最不满意的是腐败。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除了权钱交易没有得到节制以外，腐败又在几个方面有所发展：一是干部选拔、任用方面的腐败；二是公安、检察、司法的腐败；三是“官－商－黑”三位一体的情况开始出现。除了官员腐败引起群众强烈不满以外，有些暴富者为富不仁也引起群众强烈不满。
因此，在一部分底层群众中存在着“仇富”和“仇官”心理。
重庆万州“局长”打挑夫引发万人群体事件，就有“仇官”心理的作用。
2004年6月18日下午1时许，「棒棒」（挑夫）余继奎途经太白路中段时，肩上的扁担撞上了后行的胡权宗的妻子曾庆容。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