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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法是为了使中国共产党适应新的形势，在新的形势下得到执政合法性。“三个代表”比“四项基本原则”前进了一步。在江泽民主政时期，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按邓小平的意愿向市场化、全球化方向大步推进，国民经济也以较高的速度发展。
如果１９９２年邓小平用朱熔（金＋容）基顶替江泽民，情况会怎么样呢？朱熔（金＋容）基当5年总理的实践证明，他是一位是计划经济思想很重的干部，在国企改革中不提产权改革，在粮食和棉花流通中取消了农民的卖粮自由，他扶持了一批行政垄断性大企业，影响了中国的市场化进展。这些是和邓小平的初衷相背的。如果让朱接班，其结果可能还不如江。可见，权威人物选择接班人，常常选出不符合自己意愿的人。
江泽民如果在十六大全身隐退，或许能留下一个好名声。可惜的是，不知什么人出的主意，他干了三件蠢事，使他的声望大大下降：一是大讲１３年（１９８９年到２００２年）的成就。这使人们产生了两个不好的印象：江泽民不顾事实地把这些年经济发展的功劳全记在自己帐上，其实，他完全执政并没有１３年，他虽然１９８９年当了总书记，但１９９４年开始摆脱邓小平的控制；他讲的１３年恰好是“六四”以后的１３年，人们认为他是在再一次肯定“六四”镇压。
二是自己在中央党校讲话把“三个代表”摆到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同等地位。前三者是被后人或别人摆上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神龛”、从而享受政治“香火”的，而江泽民却自己爬上了政治“神龛”。
三是十六大还保留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也许这不是江泽民的本人的意愿，还是给人们留下了“老江交班不交枪”、“恋权”的把柄。他保留中央军委主席职务以后，有时还站在保守立场，对新领导人指指点点，群众也很反感。
而且，这三件蠢事是和大树特树江泽民的权威中连在一起的。对这种“造神”宣传，也许是“权威政治”的需要，但在老干部和知识界留下了很坏的印象。
第4节市场经济加权威政治
邓小平南巡使左派否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企图破产，阻止了经济改革的逆转，加快了向市场化推进的速度。另一方面，邓小平南巡在政治上更加强调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反自由化，完全放弃了他在１９８０年和１９８６年关于政治改革的承诺。放弃了他在1980年的“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的提法。他在南巡讲话中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只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事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在苗头出现的时候不注意，就会出事。
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说过，阶级斗争学说不是他的发明，真正的发明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历史经验证明，刚刚掌握政权的新兴阶级，一般说来，总是弱于敌对阶级力量，因此要用专政手段来巩固政权。
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
“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这是邓为“六四”镇压辩护。在铁血的“六四”之后，他又进一步强调反资产阶自由化，重提“无产阶专政的理论”，其震慑效果远远高于八十年代。
邓小平南巡讲话有两个相互矛盾的结果，一方面使经济体制向市场化大步推进；另一方面，使政治体制改革完全停止，原有的权力结构不断强化。这样，就给中国的造就了“市场经济加权威政治”的格局。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的指导下的“十四大”，使“市场经济加权威政治”的模式法律化，固定化。当然，这种“市场经济加权威政治”也正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改革路线的必然结果。
我这里说的“权威政治”和毛泽东时代的“极权政治”不同。中国的专制制度从公元前２２１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沿袭了两千多年，有着丰厚的历史积淀。在毛泽东时代，尽管这是中国帝王专制的尾声，但由于有了现代武器、现代交通工具、现代通讯手段、现代组织手段，再加上计划经济体制完全垄断了一切经济资源，垄断了老百姓的基本生活资料，又不让人口自由流动，因而对社会、对官员、对民众的控制比代帝王的专制更为严密细致，更为深入广泛。
它严密控制着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生活。专政的强制力量，深入到每一个边远的乡村，每一个家庭成员，每一个人的大脑和肠胃。说它是极权制度，是指行政权力的扩张，已经达到了极致，已经达到了尽头，已经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
经过２０多年改革以后，政治权力放弃了对居民生活和部分经济的控制，只保留对政治、思想、文化、舆论和部分经济的控制。在政治制度上还基本保持计划经济时代的状况，在经济上实行市场经济，但还由政治权力审批各种发财机会，由政治权力扼守阶层地位的上升通道。权威政治，既不是极权政治，也不是民主政治。用邓小平的话来说，权威政治就是最高领导人“说话算数”。“六四”以后邓小平说过，在第二代领导人中，他“说话算数”。第三代领导人当中，如果江泽民“说话算数”，就算稳定了。也就是说，中央领导人必须有绝对权威。
权威政治加市场经济，是一些无名学者奉为圭皋的模式。他们用现代政治学的话语，为这个模式进行了精心的妆扮之后，在中国政治市场上高声叫卖。但在中国知识界和民间响应者寥寥。因为它已经给中国带来了现实的危害。
残酷的是，由于邓小平南巡讲话，使得中国的现实正是沿这条路往前走的。自从１９８９年北京政治风波以后，“政治体制改革”这个词语虽然还在出现，但出现的频率比８０年代小多了。更重要的是，对政治改革的内容的提法更加谨慎了。让我们来比较一下三次党代会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提法：１９８７年的十三大政治报告中说：“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发展，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愈益紧迫的要求。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过程，应该是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最终取得成功。”改革措施上，首先是“实行党政分开。”十三大政治报告也提到“不能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和多党轮流执政”，但放在后面，语气也不那么绝对。
１９９２年的十四大政治报告中说：“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绝不是搞西主的多党制和议会制。”没提改革的紧迫性，没提“党政分开”。对多党政治和三权分立，由十三大的“不照搬”改为“绝对不搞”。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前面加上了“中国特色”的限制词。
１９９７年的十五大的政治报告中说：“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我国实行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是人民奋斗的成果和史的选择，必须坚持和完善这个根本的政治制度，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这就是说，毛泽东建立的“国体”和“政体”必须坚持。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只不过是对毛泽东建立的“国体”和“政体”加以完善而已。
三次党代会报告对政治体制改革提法的微妙变化，使得实践中政治改革停滞不前，民主在倒退。８０年代知识分子还可以在各种研讨会的讲坛上发表政治改革的意见，９０年代“政治改革”成了危险的词语，提起政治改革人们就谈虎色变；８０年代报纸上还在一定的限度内可以发表一点不同意见，９０年代又是舆论一律了；８０年代的差额选举还能在一定程度上表达民意，９０年代末一律改为等额选举；９０年代初各省人大对省委提名的干部有时还能说“不”（当时有几个省省委提名的省长没有选上），９０年代中期以后，省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实际是取消了人大的监督职能。在干部任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