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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非是空谈一阵子。不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改革开放能否持久，要划一个问号。
邓小平同志谈话，光跟在那里重复，说上千遍万遍，没有用，重在落实和执行。特别要警惕那些风派人物，这种人翻手为云，复手为雨，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一有机会就跳出来反对改革开放。这些人一旦掌握了国家大权，对国家，对人民，都将是一种灾难。
有人攻击特区，１９８４年就有人给我提建议，让那些自认为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念的人，可以让他们承包一个地方，或者承包一个岛，让他们实行他们想要实行的那一套。搞他们的特区。不竞争就判别不出真理来。问题在于，谁去办这个特区？就是连那些一有机会就攻击改革开放的、自认为是正统的社会主义观念的人，他们也不去！
人们认为田纪云的讲话是一篇很好的“讨左檄文”，中央党校的这部录音带畅销一时。２００４年６月９日下午，在一个田纪云在座的饭桌上（本书作者也在座），有人称赞他在党校１９９２年的讲话，说这个讲话很有骨气，问田当时是不是感到有风险？田纪云说：“当然有风险。我讲的左的种种表现，都是有所指的。所以左派恨之入骨。”田纪云还说：“为了防止左派告黑状，我一作完报告，就从主持人那里要了一份录音和录相，托邓楠送给小平。后来，果然有人找小平告状，说田纪云在党校讲话不好。小平说，我听了录音，没有什么。多亏了这么做，不然我就出政治局了。
”邓小平已经８８岁了，来日无多。像毛泽东晚年担心他的路线会变化一样，邓小平也有这种担心。毛泽东是怕人否定文化大革命。邓小平是怕他开创的改革开放事业夭折，也怕中国共产党失去领导权。他担心的还是“两个基本点”，对改革开放更为钟情。因为邓小平在中国历史上主要功绩还是改革开放。所以，他对田纪云等批评左派是很满意的。
第三代领导集体已经形成。原来传说的“南巡讲话”中对这一代领导集体流露出不大放心之处。经整理后正式传达的有“现在中央的班子干得不错嘛！问题当然还有很多”这句话。不管怎么样，领导班子木已成舟，他不能再让他的第三个接班人下台。他唯一能做的是，让改革开放路线深入人心，并且形成具体的路线、方针。他要为将来的路铺好铁轨，并把第三代领导人推上这个铁轨。造就这样一种格局：你的列车只能在我这个轨道上开，离开这个轨道就要翻车。
除此以外，邓小平还在人事上作了安排：把年仅４９岁的胡锦涛定为江泽民的接班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接班人通常是由现任最高领导人这一代决定的。但是，在十四大上，邓小平把江泽民的接班人也定下了，提前为江泽民办了“后事”。这种隔代决定继承人的作法，为今后的高层政治增添了复杂因子。
南巡讲话已经为他这种努力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现在需要做的是在党代会上把这个思想体系确立起来，并制定出具体的路线、方针，从而用党的组织力量来推行。江泽民在这一点上是密切配合的。邓小平只说“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江泽民进而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总目标。邓小平称赞江泽民“这件事做得很有分量”。
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１２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出席会议的有２０３５名代表。６００多名中外记者采访了这次盛会。江泽民作了《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政治报告。这个报告充分肯定了十四年的改革开放；肯定了邓小平的南巡讲话；确立了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重申了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明确了十年代改革和建设的主要任务，其中首要任务是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加快经济改革步伐。这个报告在起草过程中就经过反复酝酿，易其稿。在这次会上，代表们又反复讨论后通过。
十四大撤消了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这表示，老人们不再当现任领导人的保姆。他们在家里颐养天年。江泽民不必像胡耀邦、越紫阳那样，看老人们的脸色行事。不过，直到1994年邓小平和陈云因身体原因再也不能问事时，江泽民才走出老人政治的阴影。
十四大修改了《中国共产党章程》。新党章对社会主义作出了新的解释：“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完全采纳了邓小平南巡讲话中的解释。总纲完全体现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体现了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此时，陈云还继续保持强有力的影响。１９９３年３月，李铁映就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之前，先到杭州拜见陈云，听取陈关于改革的意见。但是，十四大以后，陈云没有继续坚持自己的意见。
“铺轨”到此还没有完成。再经过一年的酝酿，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１４日，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一共５０条，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轮廓框架作了设计。
这个设计完全体现了邓小平的思想。这个决定还提出在本世纪末初步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这个决定的产生，江泽民也出了很大的力气。这算是两代领导人对未来经济体制的共识，也是两代人的一种交接。
到现在，邓小平对身后的事更加放心了。
“十四大”以后，江泽民虽然名义上是军委主席，但杨氏兄弟不一定听他的话。所以，有杨家兄弟掌握重兵，江泽民还不算完全接班。这时，江泽民面对一个现实，两个机会。一个现实是，杨氏兄弟二人执掌军队，并且过于张扬，军内老将们对他们十分不满，他们提出的用军队“为改革保驾护航”的口号也得罪了很多人。两个机会是：一是张爱萍、李聚奎等七位上将在1989年春天上书中央反对动力用军队镇压学生，“六四”后他们在政治上处于被动地位；另一个机会是杨尚昆虽然是“六四”时动用军队镇压学生的执行者，但他内心深处还有不同看法（１９９８年他对３０１医院的蒋彦勇大夫说：“‘六四事件’是我党历史上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江泽民是这样利用这两个机会的：一方面他提高这七位上将的政治地位（如李聚奎逝世时以超乎寻常的规格举行追悼会），争取老将们在邓小平面前说话，批评杨尚昆兄弟的种种不是；另一方面通过某种方式让邓小平知道杨尚昆兄弟对“六四”心怀异见，使邓小平担心日后杨尚昆可能为“六四”翻案。经过努力，邓决定剥夺杨氏兄弟的兵权，但杨家兄弟还不知就里。在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杨尚昆提出让他的弟弟杨白冰进政治局常委，江泽民坚决顶回去了。江泽民敢顶，是因为他事先从邓那里得到了承诺。江泽民借邓小平之手，赶走了杨家兄弟，换上了份量比杨家兄弟轻得多、且没有政治野心的刘华清、张震。从此，江泽民才成为名副其实的军委主席。接着，江泽民在军队中大批提拔干部，大批任命上将，他的地位才算真正稳定。
作为接班人，要完成自己的史使命必须抓住六个字：“站住脚，做好事”。这六个字也可以用另外的说法，即：“掌好权，治好国”。站住脚（即“掌好权”）是前提。国家最高领导岗位这个地方无风三尺浪。曹操把这个地方称之为“火炉”，没有几下子是不容易站得稳的。连脚都站不稳，就谈不上做好事（即“治好国”）。在权威政治条件下，新领导人要“站住脚，做好事”，他必须使自己强大。这就必须大胆而谨慎地抓住军队，大胆而谨慎地进行组织人事调整。江泽民在两、三年之内很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任务。随着权力的巩固，江泽民逐渐显出了自己的特色和风格。
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注：“三个代表”的完整提法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常识，不是什么理论，不管谁执政都会向老百姓有类似的宣称。“三个代表”的提法是为了使中国共产党适应新的形势，在新的形势下得到执政合法性。“三个代表”比“四项基本原则”前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