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宰什准蹲杂苫庑┠昀疵磕晡叶冀捕啻危敲挥兄葱小Ｔ谡獯味抑姓宰涎舯┞读顺隼矗飨缘卣驹诙乙槐撸导噬显诟惴至选：迷谟形以冢聿荒眩比灰膊皇俏乙桓鋈说淖饔谩！保ā兜诵∑轿难 返谌恚嗣癯霭嫔纾�1993年，北京，第３２４页）
１９８９年１１月２３日邓小平同坦桑尼亚革命主席尼雷尔说：“中国今年的动乱也是迟早要出现的。其中也有我们内部的问题。你知道我们两个总书记都在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栽了跟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北京，第３４４页）‘不管从那个观点来看，“六四”是一场空前的悲剧。它在人们的心中，在改革开放这一段史中，留下了一个难解的疙瘩。这个疙瘩也许成为将来某个时候复发的“病灶”。疙瘩总要解开，病灶总要根除。对于没有身负“六四”史责任的下一代领导人来说，“六四”还是一张很有价值的“政治牌”。这张“政治牌”在未来的权力角逐中，在已经得到权力需要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中，也许大有作用。他会不会打这张牌，能否打好这张牌，关键在于审时度势，在于有胆有识。
第七章回流――重新回到“一个中心”
邓小平在“六·四”中的举措，严重损害了他在改革开放中所建立起来的良好政治形象。作为一个政治家，他一定会知道，用坦克来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会在史上留下什么样的记载；他也一定会知道，在现代社会，用几十万大军来对付老百姓，会在国际上留下什么样的形象。他一定记得，段琪瑞政府只枪杀了十几名学生，在史教科书中受到怎样的鞭挞。除了像路易十四“我死后哪怕洪水漫天”那样的人，多数政治家还是想名垂青史的。“六。四”以后，邓小平的内心深处一定会感到痛苦。
一位接近上层的朋友告诉我，“六。四”以后，邓小平在家里不说话，整天生闷气，戒了几年的烟又一支又一支地抽上了。夫人卓琳很着急，劝他不要抽烟。他冲着卓琳吼了起来：“我连抽烟的自由也没有啊！”他的小女儿毛毛不怕他，对他说：“你想要自由？学生争自由到天安门前静坐，你也去静坐吧！”逗得邓小平笑了。
“六。四”以后，改革开放的形势一下子发生了逆转，外资进入大量减少，改革踟蹰不前，批评改革的声音一时显得很强烈。邓小平是不会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的。他虽然已经风烛残年，他还要用生命中最后的热能，给中国的改革事业加温，在改革和开放中重建自己的形象。
第1节“皇甫平“事件
１９８９年正是经济上“治理整顿”时期，又发生了这么重大的政治事件，本来已经很困难的改革，在这时就出现了逆转的趋势。
当时有的报刊开始批判“改革的市场取向”，认为“市场取向”就是“资本主义取向”。批判“市场化”，说“市场化”是“资产阶自由化的主要内容”；批判股份制，认为股份制是资本主义的企业组织形式；批判“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些批判文章认为，“私营经济不可避免地会冲击社会主义经济，滋生剥削阶和其它非无产阶的意识形态，乃至为剥削阶思想上政治上代表人物的产生提供土壤”，这些批判文章还把这些年出现的一些问题都归结到改革头上。在实际工作中，改革也放慢了步伐，甚至出现了停顿和倒退。在80年代初主张“市场取向”改革的经济学家刘国光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学习陈云同志经济思想》的文章，主张用陈云的“鸟笼经济”思想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
１９９１年１月２７日，邓小平乘专列从北京前往上海，１月２８日晚抵上海。在去住地途中，邓小平在听取朱熔（金＋容）基的汇报时说：“浦东开发至少晚了五年。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就开发好了。”知内情的人会知道，这是对陈云的抱怨。因为浦东开发晚了正是陈云的阻挠。
邓小平在上海一直活动到２月２０日晚才离沪回京。他在上海过的春节。值得注意的是，陈云也在上海过春节。当时，邓小平曾约陈云交谈，并一起同媒体见面，但被陈婉拒。可见邓、陈二人还是“谈不拢”。谈不拢也罢，邓小平就自己开展了积极活动。他视察了上海航空工业公司、上海大众汽车工业公司、上海航天局中华机器厂和正在建设中的南浦大桥工地等处。在视察中，他不停地宣传改革开放。
２月１４日下午，邓小平和上海市党政军负责人、部分老同志及各界人士共庆新春佳节。这样重大的政治活动，在上海的陈云是应当出席的，但他没有出席。这是不同寻常的。
在上海，陈云不愿谈，邓小平却和执掌军队的杨尚昆谈了两次谈话。
１９８９年春夏之交，邓小平和陈云在镇压学生运动中达成了一致，一批老人联手用武力平息了学潮。邓小平可能认为，１９９１年在上海过春节是和陈云寻求共同点的一次机会，他主动发出信息，但陈云不买帐。邓小平不得不发表了一系列具有突破性和言论。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些言论不少是针对陈云的。
邓小平在上海发表的言论直指陈云坚守的阵地：计划经济体制。他说：有些同志总是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方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
邓小平接下来的讲话更具有突破性：我们在开放问题上要有一个新的思想解放，九十年代上海开放要迈大步子，必须要有一系列崭新的思路，敢于冒点风险，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例如开发浦东，设立保税区，实行进入自由，免征出口税等带有自由港性质的特殊政策，对于这些造就“社会主义香港”的尝试，如果我们仍囿于“姓资还是姓社”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
３月２日、１２日，４月１２日，上海的《解放日报》在一版头条位置，以“皇甫平”（黄浦江评论的谐音）的署名，连续发表了三篇评论，转述了邓小平春节在上海谈话的内容。这些评论的题目是：《改革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有更强些》、《改革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这几篇评论传的思想在当时是有冲击性的。一时成为北京的知识界的见面话题。
有陈云在上海不买邓小平的帐在先，在北京陈云阵线的人紧跟其后。对“皇甫平”几篇评论，北京的报纸持冷淡态度，有关部门还追查这几篇评论的来头。有人告诉追查的人们，这几篇文章是传达邓小平的谈话，他们回答说，就算是邓小平的谈话，《解放日报》这么发也是不对的，邓小平的谈话应当通过党的组织系统传达，怎么能这么直接捅出来？当时《人民日报》的社长高狄还亲自到上海微服私访，打听邓小平是不是讲了这些话。有的报刊还组织了批判。《人民日报》也发表了一些旁敲侧击的文章。针对邓小平谈话中“姓资还是姓社的诘难”的说法，有人提出了“两种改革观”的问题，认为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也有“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号召人们要对后一种改革作坚决斗争。
《求是》１９９１年第期发表了一篇《问一问“姓资还是姓社”》的文章（《光明日报》８月７日全文转载），第一段就说：“实行改革开放要不要问一问‘姓资还是姓社’？这是一个被资产阶自由化思潮弄乱了的重要是非问题，至今仍有些论者把‘姓资还是姓社’的诘问指责为‘保守’、‘封闭’的观点，主张予以抛弃。看来，‘姓资还是姓社’究竟该不该问，还是一个值得讨论的现问题。”这篇文章的结尾尤其尖锐：“对于那种不许问姓资姓社的观点，人们也不妨问一问：它所代表的思想倾向，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据说这篇文章是王震让发的。《求是》第十六期一篇文章写道：“总之，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说，都不可能得出可以不问‘姓资姓社’的结论。不问者，决非不问也。不管提出‘不问’的人意识到没有，其实际效果只能起着模糊社会主义方向的作用。”这实际在批邓。这次批邓不是出现在毛泽东的晚年，而是出现在改革12年之后。
当时我还亲身经了一段小插曲。那时改革停滞有一个理论依据，这就是要保持社会稳定。针对以“稳定”压改革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