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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讨回公道，幸存的被掳中国劳工从1995年开始了漫长而艰辛的诉讼历程，也揭开了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序幕。
花冈诉讼案
花冈诉讼案的原告是1944年到1945年6月被先后抓往日本鹿岛公司在花冈町的一个作业场的中国劳工幸存者。原告向法庭展示当年日本内阁会议《关于向国内移进华人劳工事项的决定》（现藏于美国公文书馆），指控这一罪恶行径完全是日本政府一手策划的。原侵华日军下级军官小岛隆男提供《加害者证言》：“我当时是机关枪小队长。抓劳工是用了大量兵力，形成大范围的包围圈，发现中国人就把他们抓起来，挑选身强力壮的送往日本。”揭示了侵华日军强掳中国青壮年人，连同一些中国战俘一起，押送日本充当劳工的黑幕。
创建于1840年，以拥有150年以上历史而自豪的鹿岛建设公司（原鹿岛组）真正发迹是在二战时期，不到10年，公司资本便膨胀了4倍。可谁知道，如此飞速的发展，却是以残酷压榨中国劳工的血汗换来的！鹿岛不光是日本劳工政策的积极倡导者，更在其作业场中使用了大批劳工，成为这一政策的忠实推行者。其中掳掠了1000名中国人分三批送往花冈作业场。在接运中有14人被迫害致死或失踪，其余986人到达目的地，被强制进行修建矿坑、拦水坝及花冈河道改建工程的苦役。当时劳工们住在深山中的木板房里，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只能吃到少量的橡子面及野菜，劳动中稍有迟缓便遭监工的毒打。到1945年6月底，已有120人不堪折磨而死在作业场上。当年的花冈中山寮由此得了个“人间地狱”的名号。有志气的中国人向来有不甘受他人奴役的传统精神。为了维护民族尊严和自身性命，忍无可忍的中国劳工决心以死抗争。1945年6月30日晚，幸存的中国劳工近700人，在大队长、曾任国民党军上尉连长耿谆的领导下群起而动。他们愤怒地打死对他们横加役使和虐待的日本监工，逃往中山寮附近的狮子森山，准备向北海道进发或夺船回国。但因暴动中逃跑了几名监工，使得这场远离中国本土的大暴动震惊了日本朝野上下。日本当局迅速调集了2万多军警和保安队员对暴动劳工进行搜捕剿杀。翌日，参加了暴动的中国劳工全部被捕，暴动惨遭镇压。重新落入日寇魔掌的中国劳工遭到了变本加厉的疯狂报复。酷暑7月，中国劳工每俩人被反绑在一起，坐在铺满石子的共乐馆广场上，三天三夜不给吃喝，日晒雨淋，侮辱殴打。几天过后，广场上尸横遍地，惨不忍睹。暴动的组织者耿谆等13人被投入秋田县监狱，耿谆被判死刑（后改为无期徒刑），另外12人分别被判处无期和有期徒刑不等。其他人则继续在棍棒下服苦役，一直到日本投降，受难的劳工们才得以陆续返回祖国。而此时，被掳至花冈的近千名中国劳工，已有418人魂断东瀛。这就是“花冈惨案”，又称“花冈暴动”或“花冈事件”。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1948年3月1日，横滨法庭对虐待花冈劳工一案做出审判，判决日本监工福田等6人绞首及终身、20年徒刑不等。但这6名罪犯先后被日本当局释放，逍遥法外。同时，日本又钻了中国内战的空子，逃避了战争赔偿，甚至连强掳中国劳工的历史都不肯承认。由于种种原因，幸存劳工的悲惨遭遇在国内也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反而倒是在日本，有一批爱好和平的有识之士谴责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很多民间团体及留日华侨、学者对“花冈惨案”进行了不懈的调查和追究。从1952年起，大馆市把每年的6月30日定为“和平纪念日”，每年都举行“慰灵仪式”。直到1985年，我国报纸报道了日本的纪念活动，“花冈惨案”才在国内引起重视。
1989年花冈受害者成立了“花冈受害者联谊会”，并在北京发出致鹿岛公司的《公开信》，向鹿岛公司提出三项要求：一、向幸存者及死难烈士的遗属声明谢罪；二、在日本大馆市和中国北京市建立花冈死难烈士纪念馆；三、向花冈受难者每人赔偿损失500万日元。此举正式揭开了中国战后对日民间索赔的序幕。1990年7月5日，耿谆等赴东京鹿岛公司本部，与公司进行具体交涉，并发表了《共同声明》。鹿岛公司承认花冈惨案的历史事实，承认作为企业也有责任，并对中国劳工及遗属们表示谢罪，但有关赔偿等事宜，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后鹿岛公司又出尔反尔，企图否认《共同声明》。
任重而道远的索赔历程（3）
1995年6月28日，以耿谆为首的11名花冈事件受害者及受难家属代表，委托15名日本律师代理诉讼，状告鹿岛建设公司残酷虐待中国劳工的罪行，要求被告向原告各付550万日元，并承担诉讼费。然而东京地方法院并没有正视历史问题，从1995年12月10日起，先后经过8次开庭，到1997年12月10日东京地方法院在突然中断审理后，以原告的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为由，作出了驳回中国原告一切诉求的一审判决。1997年12月12日，耿谆等11名中国原告向东京高等法院重新提起上诉。1998年7月15日，日本高等法院正式开庭受理耿谆等原告的申诉。1999年9月10日，东京高等法院审理此案的三名法官意识到以和解的方式解决花冈案件的重大意义，于是对当事人双方正式下达了“和解劝告”。经过一年多共20余次协商谈判，双方于2000年11月29日达成《和解条款》。这个《和解条款》再次确认了1990年7月5日发表的《共同声明》，要求鹿岛公司在12月11日之前，通过“鹿岛公司出资5亿日元作为基金，委托中国红十字会托管”，“该基金专用于花冈事件的中国受害者（986人）”，同时设立“华工和平友好基金运营委员会”，负责基金的管理发放和使用工作。
花冈事件《和解条款》达成之后，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日本有些媒体称之为“这是中国人在战后民间诉讼索赔首次的解决并以和解的方式为结局，这一模式将为今后同类案件的解决树立典范。”甚至长期以来对华工受害人所要求日本政府以及企业谢罪赔偿的正义斗争一直采取攻击态度的一些日本右翼媒体，也对这次的“和解协议”破例给予赞赏的评价，认为这是一个避开无谓之争的现实的解决方法。在中国方面，一些媒体和学者对“和解协议”表达了赞赏。新华社在和解达成的次日强调了“奴役劳工的鹿岛建设公司已经承认当年的历史事实，并对劳工幸存者及遇难者家属表示深切的谢罪。”一些新闻工作者也认为我们终于打赢了这场官司，为所有华工受害者讨还了公道。
但也有不同看法，有的专家、学者认为应当慎重审视“和解协议”。“和解协议”规定：“控诉人以及其他受难者及其遗属承认：有关花冈事件的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已经全部解决，包括放弃今后在日本国内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一切请求权；利害关系人及控诉人等保证，今后控诉人（11人）等以外的人向被告要求补偿等情况发生时，利害关系人及控诉人等负有出面阻止的责任，不给被告造成任何负担。”有法律专家认为：这些条款的内容严重侵犯了除11名控诉人以外的其他花冈事件受害者的合法权益。理由是，上述11名花冈事件受害者或其代理律师并没有得到其余975名受害者的全权委托。事实上，花冈事件大多数受害者或其遗属至今下落不明，仍有不少于500人的身份或与其遗属的关系有待确定。日本的《每日新闻》在2000年11月29日的晚刊上所发表的社论中也一语道破天机：“东京高等法院促成了和解，可是对原告以外的被告人是不具有法律的拘束力的。不过，作为隶属于政府机关的红十字会确认了一揽子的解决模式，今后，花冈事件其他的受害者提起新的诉讼的可能性则极低。”
就在“和解”达成公布的当天，鹿岛公司即单方面发表声明，完全否认自己奴役虐待中国劳工的罪行，否认自己奴役中国劳工的法律责任，并强调这一“基金”不含有补偿、赔偿的意思，是捐出。日本的众多媒体说是“救济”，这无疑是对中国、对中国人民的极大侮辱，引起花冈事件受害者及其遗属和各界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和不满。他们联名发表声明，与日本《花冈和解声明》相对抗，准备再次起诉，为讨回公道继续斗争。有的受害者也拒绝接受这笔“救济金”，并已准备在美国加州继续起诉鹿岛公司，要求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