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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钱铺里，日本强盗抢完财物后，便把所有男女老幼全部杀死。艾伦说：“但见地板上铺满一地的死尸，当中男也有，女也有，小孩子也有，有的缩做一堆，死在那里，也有直挺挺死的，有没头的，也有开膛破肚的，有的没了手，有的没了脚，也有手脚都斩去的，也有斩作两段的，……那柜台上的木栅尖上，挂上了无数人头。……再看那柜台边上，还有一个大钉，钉着一个几个月的孩子，那地板上的血，足有三寸多厚，死尸重重叠叠地堆了起来。那零零落落的手、脚、头，到处都是。”
除艾伦之外，还有一些西方新闻记者如美国《纽约世界》记者克里曼、英国《伦敦时报》记者柯文、《黑白画报》记者兼画师威利阿士等，也是旅顺大屠杀的目击者。11月24日，克里曼自旅顺发回国内一篇通讯，题目是《日军残杀记》：“我亲眼看见旅顺难民并没有抗拒日军，日本人所谓有人从窗口向日军射击之言，全是谎话。日本人并不想抓俘虏。我见到一人跪于日兵之前，叩头求命，这个日本兵用枪刺一下将他的头钉在了地上，然后手起一刀将他的头砍了下来。有一人缩身于墙角，日兵一阵排枪将其击毙。有一老人跪于街中，日兵将他斩成了两段……”
“战后第三天，天正黎明，我被枪弹之声惊醒，日兵又施屠戮。我出外见一军官带领一队日兵追击着三个人，其中一人手抱一个没穿衣服的婴儿，因急于逃命，将婴儿跌落。一刻钟后，我见这个婴儿已死，二人被枪弹打倒。其第三人即婴儿之父，失足跌倒，一个日本兵手执枪刺将之抓住。我走上前，示以手臂上所缠白布红十字，想救他，但日本兵却将刀向这个人颈上猛插了三四下，然后扬长而去，任其在地上延喘待死。……我见一老人立于道上，双手被缚于背后，又有三人均系背绑，已被用枪射死在旁。见我们过来，日兵一脚将老人踢倒在地，看见这个老人倒地呻吟，这个日本兵又一把扯下老人的衣服，看他胸口流血，就又向他开枪射击。老人痛极凄嚎，形体瑟缩，日兵非但不垂其怜，而且向老人脸上吐唾沫，还肆意嘲笑他……”被日军残暴的斩掉头颅
日本士兵和随军记者的日记也记载了日军旅顺大屠杀的暴行。龟井兹明在11月21日亲见“路旁及涸河中，‘敌兵’尸体和刀枪衣物无数”，23日看到“东新街、中新街、西新街约二千户室无一人，路上尸体如山，血流成河，民房内家具残破，纸张、鞋等散乱狼藉，尸体鲜血淋漓”，有的被砍头，脑浆崩裂，有的腹腰被切断，肠胃裸露，惨不忍睹〔22〕。日军的暴行，使清军被杀害2000人左右，旅顺约1。8万市民惨遭杀戮。不仅如此，日军还在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上继续进行着烧杀抢掠。
日军在旅顺的这种骇人听闻的野蛮暴行，激起了全世界的公愤，遭到了各国舆论的强烈谴责。国际公法专家、英国人胡兰德博士，一位自始就对日本的侵略行为倍加赞赏之人，看到旅顺惨案的报道后，对日本军人的行为表示“痛惜”，认为这玷污了日本国家的“名声”。“日本军队之行为，实在是超出了战争常度之外。” 就连日本的盟友——美国的报纸也尖刻地指出“日本国为蒙文明皮肤具野蛮筋骨之怪兽，……今脱文明之假面露野蛮之本体矣。”〔23〕
面对如此的铁证，日本政府却采取了掩饰和回避责任的态度。作为日本政府外务大臣的陆奥宗光明白，这种世界性的谴责舆论所酿起的风暴，有可能毁掉日本军事胜利所带来的成果，毁掉日本政府20年维新所积攒来的“声誉”。他急忙和伊藤博文商讨对策。“承认有过大屠杀，危险太多，而且不是好办法，只有完全置之不理，专采取辩护手段！”两人迅速达成了一致意见。于是，一份《陆奥声明》在《纽约世界》报上刊载了出来。与此同时，各国驻日公使也收到了一份“关于旅顺口事件的辩解书”：外国记者关于旅顺口事件的报道是大加夸张渲染以耸人听闻，实际上，旅顺口陷落时，中国士兵看到公开抵抗是无用了，便抛弃他们的军服，穿上平民衣服，化装成这个地方的和平居民的样子。……因此，在旅顺被杀的人大部分被证实是变了装的中国士兵。”这样，一场义愤填膺的谴责运动也就不了了之。屠杀中国人民的日本战刀
对日本军人来讲，像旅顺口一样灭绝人性的屠城，并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此前，有大连湾血案；此后，则有“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有731细菌战部队，有无锡大屠杀、芜湖大屠杀，有扬州屠城、死亡工程和数不清的惨案，而将这种灭绝人性的屠杀发展到顶点的就是南京大屠杀。陆奥宗光的辩解也仅仅是日本狡辩的开始，而南京大屠杀的否定以及对历史教科书的篡改才是日本谎言的巅峰。日本政府的一些官员至今还在大肆宣称，说“大东亚战争对建立亚洲人的亚洲作出了贡献”，认为“把太平洋战争定为侵略战争是错误的”；“南京大屠杀纯属捏造”；“是中国人捏造出来的谎言，一直要污损日本的形象”等等。但是事实不容篡改，历史不容篡改。
马关缔约，日本贪婪欲念的大满足（图）
被近签订《马关条约》 结束战争的老套形式——谈判又不得不提上了日程。对清政府来说，战争再也打不下去了。随着战场上的失败越来越多，清朝当权者的求和倾向也越来越重。于是，清政府决定按照日本政府的暗示，与日本进行和谈。在日本方面，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固然加强了它在中国的侵略权益，但是随着侵略的深入，问题也随之袭来。一是经过几个月的战争消耗，人力、物力、财力已不允许再组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二是怎样妥善处理自身与其他列强侵略中国的关系。因此在双方都有此种需要的时候，和谈的局面就逐渐地展开了。在进入和谈期间，反映日本社会舆论的报纸，在鼓吹割地赔款要求时，表现得贪得无厌。福泽谕吉在报纸上公开声称，要把盛京、吉林、黑龙江三省纳入日本版图，即使要求“几十亿的赔款也并不苛刻”。〔24〕
1895年3月14日，李鸿章偕带儿子李经方、美籍顾问科士达以及大批随员、跟班离开天津，19日到达日本马关（下关），20日开始和日本全权代表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在马关春帆楼会谈。在谈判过程中，日本为了防止国际干涉，企图迫使清政府迅速接受日本的条件。不料，24日会议后，李鸿章遭日本浪人小山丰太郎枪击事件发生后，各国舆论哗然。26日，日本驻德公使青木致陆奥宗光电报说：“整个欧洲对这一野蛮暴行，感到愤慨，并以轻蔑的眼光看待我们的文明。”〔25〕为了摆脱对这一事件的责任，日本政府急忙对凶手审判定罪，以预谋杀人未遂罪，判处小山丰太郎无期徒刑，以此向国内外表明，李鸿章遇刺与日本政府和国民无关。为了争取外交上更多主动权，表明和谈的诚意，缓和国际舆论，日本在3月30日终于同意之前中国苦苦哀求的停战协定。自当日起至4月20日，停战范围只限于奉天、直隶、山东各地，台澎地区不包括在内。3月23日日军已向澎湖发起进攻，26日占领该地，从而造成了威胁台湾的形势；停战范围把这一地区除外，就保持了日本对这里的军事压力。4月1日，日本代表主动提出具体媾和条款，内容主要有：清政府承认朝鲜独立；割让奉天南部、台湾、澎湖列岛；赔偿军费3万万两；缔结新的通商行船条约，以中国与西方列强的条约为基础，给予日本以最惠国待遇和新的权益；此外，还要求开放北京、沙市、湘潭、重庆、梧州、苏州、杭州7处为通商口岸，扩大内河航路和准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从事工艺制造；为保证条约切实可行，日本需占领奉天（今沈阳）、威海卫，中国负担占领期间的军费，等等。伊藤博文以进攻北京相威胁并指责中国代表拖延谈判，要对谈判破裂负责。〔26〕10日，日方提出最后修正案，伊藤博文只允许中方做出接受还是拒绝的明确答复，条款本身不可再行商议。为了进一步向清政府施加压力，征清大总督府指挥下的增援部队于13日分乘大批兵船从宇品港出发，驶向旅顺。
在日本的威逼下，清政府只能同意在日方最后修正案上签字画押。4月17日《马关条约》正式签订，其主要内容是：一、清政府承认朝鲜独立自主，所向中国朝贡礼仪等全行废绝；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