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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我们照办当然不会有人反对；可是苏联也就会坚持成为交战国，应有权力派兵进驻。这样，苏联的势力就会得到进一步的扩张。”
国民党政府的赔偿交涉（4）
蒋介石对日政策最突出的，也是最能体现“以德报怨”精神的便是开始于他在开罗会议上对日本天皇制所持的保留态度；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首脑在波茨坦会议期间发表敦促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把日本国家政体的选择权利留给日本人民自由处理。由于这两次会议都没有把天皇制问题作为会议的正式议题提出；从而为天皇制的存续提供了一个先决条件。
1945年1月，邵毓麟以中国代表身份出席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温泉市召开的太平洋学会会议；该会议的主题是《如何处理战后日本？》。会后他游说美国国务院代理国务卿格鲁和战时情报局的首脑；向他们转达中国在战后日本天皇制保留问题上的态度与看法；当格鲁问及“阁下的意见是不是可以解释为蒋委员长的意见？”时；邵毓麟回答：“不错；我不过是重申蒋委员长的意见而已。”1945年8月12日；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审定的《处理日本问题意见书》中有这样一条：“日本天皇及整个皇权制度之存废问题；在原则上应依据同盟国共同意见办理。先从修改其宪法入手；将天皇大权交还于日本人民；其有违反民主精神者；则应予以废除。”
综观蒋介石抗战期间维护日本天皇制和对日本的种种“德行”的言行；可以看到这是蒋介石欲在战后稳定日本、使其免受革命危机的重要步骤；也是防止苏联“赤化”日本的重要步骤。这个步骤是由两种因素决定的；一是稳定的日本对中国的重要性；可以借助日本完成他念念不忘的“剿共”、反苏事业；二是维持天皇制度的遗产，这种遗产是他从现实出发考量的；通过权衡利弊而采取比较实际的政策。台湾学者林金茎博士对此有精辟的见解：“此天皇制的存在对于化成废墟的日本；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到底具有何等复兴的功能；其后的历史事实可资证明。假如在战后的混乱时期；凭占领军的一纸命令而废止了天皇制；则日本国内必将陷于无可名状的混乱情况。”战后初期中国国民政府对日采取的“不念旧恶”、“与人为善”的政策；也可以看做是这一步骤的延伸。
顺着蒋介石的外交思路引申下去，中国的对日索赔必然也会成为他获取政治资本和美、中、日、苏关系互动中的副产品乃至最终成为牺牲品。他把对日索赔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军需用品）、数目、态度乃是依照国内的战争局势和美国的对华政策而潮起潮落。蒋介石在1946年12月31日的日记中颇为自得的写到：“本年受降工作，幸已达成目标，颇足自慰。回忆当时共党争取受降情形，诡计百出，险象环生，但终能突破艰难，顺利完成任务者，实因去年八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余立即发表广播演讲，说明中华民族传统至高至贵之德性为——‘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绝不以日本人民为敌，亦绝不对日本以前暴行加以报复，使敌伪安心受降，而共党遂无煽惑之机矣！”可见，蒋介石是想得到一个“道义”和“利害”的双赢。但是，随着眼中的山河日渐呈现出“赤色”，蒋介石的如意算盘也就落空了。在无力回天，退居到台岛时，蒋介石于1952年4月与日本非法签订了“中日双边和约”，主动放弃对日本的赔偿索求权，以次作为外交手段，换取日本和美国对台湾的支持。
美国人心里的“算盘”
战后美国对日索赔政策的转变；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首先是美苏矛盾的加剧。二战结束后不久；美苏两国的矛盾与冲突便逐渐显现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两国的对抗越来越激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急于尽快解决对日索赔问题；以集中精力对付苏联。其次是日本的状况，自美军进驻之后；日本国内秩序相对安定；政治民主化方面也取得进步。日本政府表面上恭顺逢迎；深得盟总的欢心；这进而也影响到美国政府的态度〔17〕。
中国的局势也是美国改变索赔政策的重要原因。在二战后期；美国就基本上确立了它的战后对华政策。美国总统罗斯福希望在东亚扶植一个稳定、统一、强大而又亲美的中国；可以取代日本；支持美国在远东的利益。杜鲁门接任总统后；基本延续了罗斯福的对华政策。但内战还是由国民党挑起来了；马歇尔调停于1947年1月宣告失败；美国已开始考虑从中国部分脱身；这时它的索赔政策便趋于消极。更令美国失望的是；国民党于1947年中期以后；便逐渐在战场上处于劣势；尤其是到了1948年；国民党的失败已经不可避免。这时美国人退保“一线重点”——欧洲，这是大势。美国力量有限，苏联毕竟还没有公开支援中共。美国不愿与苏联在中国对抗，也是既定方针。马歇尔一再提醒：“中国掌权的反动集团”最希望不过的事，就是把我们卷入同苏联政府的麻烦之中。而且，马歇尔及其部下深知，援蒋是无底洞，与希腊相比，希腊是“茶杯”，中国是“海洋”。〔18〕
美国人开始寻找新的力量来取代中国；而与中国一衣带水之隔的日本在各方面符合美国的口味。早在1946年年底，美国商务部长哈里曼（前驻苏大使）就强调复兴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在美国战略中的重要性。1947年3月，美国海军部长福莱斯特尔又提出振兴日德经济在美国抗衡苏联中的重要性。同月，杜鲁门抛出杜鲁门主义时也暗示把日德拉入反苏阵营的用意。4月2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战略委员会提出的报告，在强调德国在欧洲的重要性的同时，认为在亚洲能遏制意识形态上敌人的惟一国家是日本，因此应对复兴日本经济和军事力量予以最大的关心。在这种叫嚣中，7月22日美国国务院和陆军部分别向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协调委员会提出《日本经济的再复兴》和《美国关于日本经济的单独行动》的报告。这些报告都强调复兴日本经济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但两者是否和远东委员会协调的问题上都有分歧，国务院强调和该委员会协调，而后者反对。可见，陆军部的态度比国务院更为强硬。
如上所述，这时期美国对日政策中较为突出的是复兴日本经济问题。这有两个原因：第一，这时期美国对外争霸的一种形式犹如马歇尔一样，以“经援”形式进行的。第二，日本工矿业生产指数，如以1930年至1934年平均为100，1948年则为64。4，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这便引起日本工人和广大群众提高工资改善生活的斗争，这一斗争日益威胁日本统治阶级和美国对日占领政策，因此，美国允许日本从1947年8月开始实行民间的对外贸易，以便复兴经济。重新开放日本民间贸易后，美国大企业顾问丁·加夫曼于同年8月赴日考察，回国后便提出一项报告。他在报告中说，经济领域中所实行的整肃法规阻碍日本经济的复兴 ，盟军总司令部所实行的民主化决策使日本接近“社会主义理想”，日本有共产化和亲苏化的倾向。他建议美国政府修改对日的民主化政策。加夫曼把这一报告散发给美国政府要人，进行政治性煽动，引起了美国政府的重视。于是政策设计委员会主席凯南于10月31日向国防部长福莱斯特尔提出日本可能“社会主义化”的警告。翌日，福莱斯特尔立即指令陆军部长罗亚尔重新评估日本经济在美国占领上的地位和作用。接着，凯南于11月5日又提出《对现状趋势的探讨》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日本是美国在亚洲可以依赖的惟一国家，是美国的桥头堡，为遏制苏联及社会主义国家应利用日本潜在的工业力量。他认为，现行的对日政策，在解除军国主义方面颇有成效，但对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方面没有予以充分考虑，因此应该重新研究对日政策。〔18〕
凯南于提出报告后即飞抵东京，就有关对日政策和麦克阿瑟进行了会谈。第二次会谈中，凯南便提出：准备恢复日本政府经济的权力，限制远东委员会的权力，恢复日本政府的自主性，缓和占领政策。〔19〕因此赔偿问题也就顺理成章的缓和下来，被列入凯南报告的重要一条。凯南甚至要求实现日本文化的亲美化，希望把日本不仅是从经济上、军事上，甚至是情感上也纳入其山姆大叔引领的路线图中。凯南的报告从政治、经济、军事方面都提出了改变对日占领政策的具体意见。这意见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