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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年3月初，日本备中州人佐藤利八等4人遭风暴漂流到台湾卑南社地方，遇救后被送回国，日本竟宣称受到劫掠，其统治者内部“征台”的叫嚣进一步滋长起来。
随后日本派出副岛种臣和柳原前光出使中国，就前两事向清政府问罪。总理衙门大臣董恂等说：“我听说台湾生番曾杀害琉球国民，但这和贵国有何相关呢？琉球本来是我朝的藩属，琉球人的生存者，我朝已给予救济，并送还回其本国。”但是日本竟然辩称琉球人就是日本人。然后又说：“你们说贵国官吏对琉民曾救恤，那么请问对狂暴虐杀琉民的生番又做何处置？”总理大臣说：“该岛的居民一向有生熟两种，已经服我朝王化者为熟藩，已设府县施治；其未服者为生番，姑置之化外，尚未甚加治理”。又说：“生番之横暴未能制服，是乃我政教未逮所致。”柳原抓住这句话，马上说：“贵大臣既然说生番之地为贵国政教不及之区，且有往例证明（杀害琉民者）为化外孤立之藩夷，则只能由我独立国加以处理。”〔1〕日本出使中国的这次活动是有预谋的，目的是要从清朝当权者的话中抓些把柄。因此，问者有心，答者无意。果然清朝官员由于用语不慎，陷入了日本人所设置的陷阱。这使日本统治者如获珍宝，认为找到了中国对台湾东部土著居民地区并未行使政权的“证据”。副岛回国后，极力主张尽早“征台”。
日本明治天皇 不久日本就派军事人员到台湾进行侦察，很快绘制出地图，武力侵台如箭在弦。1874年4月，日本政府组织“台湾生藩探险队”，任命陆军中将兼陆军大辅西乡从道为台湾藩地事务都督。这支军队实际上是近代史上日本第一支侵华军。与此同时，日本还派公使到北京，要求设立公使馆，承办中日交涉事务。5月19日，日本第一任驻华公使柳原前光来到中国。这就是说日本一手拿着战刀，将侵略的大炮架到了中国的大门口；另一手拿着橄榄枝——令副岛去敷衍和拖住清政府。对此，腐败无能的清统治者仍旧蒙在鼓里。直到4月18日，当英国公使威妥玛根据英国驻日公使巴夏礼的来电就日本兴兵侵台的一系列问题向总理衙门提出询问时，清政府才第一次听说。5月7日日军的进犯正式开始了。
枪炮之威与厚颜无耻（图）
日本地图 5月7日，日军在琅峤登陆。18日正式与台湾当地居民交火，5月22日进占石门。在继续进攻时受到土著居民的阻击，损伤较重，牡丹社酋长阿禄父子等也阵亡。牡丹社攻破后，数百人逃往山顶。在这次战斗中，据一个曾参与这次侵台战争的日本军医落合泰藏的回忆，“我凯旋士兵，获得首级12个，把他们的头发缚在青竹上，意气扬扬地挑着回来了。”〔2〕自此开始日军的残忍性就已经暴露无疑。日军自恃武器装备精良，而土著居民只有火枪、长枪、弓矢、刀矛等落后武器。因此日军目空一切、野蛮成性。26日夜又杀伤5人，杀死2人。28日，日本增兵200多名从石门进入，80余名从风港进入，杀死台湾人3名，生擒5名。据中国的官民报称，生番死者多于日兵，而日本将领则称日兵死者多于生番，其实这正是日本为其勒索要求留有借口。在攻入牡丹、高士佛、加芝城、竹仔等社后四处纵火焚烧，造成了当地土著居民严重的死伤。日军实行军事威慑的同时，还以好言好语和金钱对台湾各社诱降。7月中旬，日军完成了对各社的征服及诱降。侵台日军先后撤回沿海一带，集结于龟山、风港等处，以后虽时有增减，在其驻地附近虽时有骚扰，但从整体上说，军事行动阶段已基本结束。
在日军暂停军事行动期间，西乡就透出索取赔款的意向，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在7月21日的上奏说：“退兵不允，因求贴费，赔费不允，必求通商，此皆万不可开之端”〔3〕。必须增台防兵力，以应其变。而此时日军自身所面临困难日益增多。日军远离本土，从出征之日起就遇到运输困难、给养匮乏等问题。士兵自登陆台湾后就因水土不服，肠胃病等不断出现。6月中旬，疟疾患者日有增加，到8月间差不多全军都得了疟疾。整个侵略军都处在疾病的威胁下，每天死亡经常自数人至十多人不等。日军此次侵台，前后7个月，共动用兵员3600多人，战死者只有12人，病死者却达561人，可见病情之严重。军中困难日增，士气日益低落，厌战情绪遍及全军。何况，此时沈葆桢已带海陆军到台，兵力远胜日军。日本既然在军事上讨不到便宜，就想在外交上捞一把，而在台的驻兵和驻地则成了它向清政府进行讹诈勒索的重要手段。 台湾居民奋起反抗
7月中旬战争基本结束后，柳原前光受日本政府之命前赴北京，15日政府训令，要他在对华谈判中掌握这样的要领，即：日本取得赔偿，然后把已经攻占的地方归还中国，“但在谈判中切不可露出欲求偿金之词色”；如果谈判逐渐进入偿金问题时，关于其数额“切勿由我方提出”。〔4〕这个训令标志着日本要以外交手段索赔罢兵。为了不立刻表露出向中国要钱的企图，首先从否定中国对台湾东部的主权入手，强词夺理向清政府诘难要钱；后经多方讹诈不成，才不得不亮出牌底。在第五次会谈中，终于说出这样的话，“日本将撤回兵力，台湾的事情由中国政府自己解决。但是本国为此事费尽财力，想要台番偿还，而台番无此力量。中国怎么可以让日本士兵空手而归呢？”〔5〕日本丑恶的嘴脸暴露出来了。而在清统治者方面，自8月下旬以来，已在酝酿、讨论用某种名义给日本一点钱，促其退出台湾。现在日本既吐露真情，双方在一个基点上便走在一起，这就是清政府出钱，换取日本退兵。但总理衙门只肯以“抚恤”遇难之民为名，“酌量”拿出些钱；而日本则要求偿付“兵费”，并且一开口就“索洋银五百万元，至少亦须银二百万两”〔6〕。双方差距较大，一时难以合拢。后来大久保利通向总理衙门提议，中国应完成由日本已经开始的惩治藩人的任务，并且应对日本支付三百万元的赔款。赔款的要求被拒绝后，这位日本特派员随即提出了最后通牒，宣称必须于10月19日以前予以解决，否则日本将继续已经进行的任务。并曾以罢议回国相威胁，事实上他自己最怕决裂的，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如谈判不得而终，……我无充分宣战之名义，……势必至无理开战。……终而招致损及我独立主权之大祸。”〔7〕因此大久保利通一面与总理衙门从事正面谈判，一面运用驻北京的英、美、法外交团帮其对清政府施压，并终于在多次的谈判中达成了最有利于侵略者的协议。
敲诈——无赖国家的流氓行为（图）
大久保利通费尽周折，终于实现了出使中国的外交目的，既使清政府让步，又保住了自己的面子。他由衷地对威妥玛说：“经过熟思，以为银额多少，勿在置论，中国政府所提五十万两即可”。〔8〕就当时日本的形势来说，既无实力与中国进行战争，也无法摆脱外国的影响。因此，他见中国让步，便断然接受，同意签约。各国（除俄国外）多希望中日争端尽快解决，英使威妥玛出面调停，10月30日达成协议。31日，总理衙门大臣奕与大久保利通签订《北京专约》三款和互换《会议凭单》。《北京专约》共分为三条：（一）日本国此次所办原为保民义举，中国不指以为不是；（二）前次所有遇害难民之家，中国定给抚恤银两，日本所有在该处修道建房等件，中国愿留自用，先行议定筹补银两，别有议办之据；（三）所有此事两国一切来往公文，彼此撤回注销，永为罢论；至于该处生番，中国自宜设法妥为约束，以期永保航客不能再受凶害。〔9〕在《北京专约》中明确写上日本侵略台湾是“保民义举”，“中国不指以为不是”等字样，诱使清政府在字面上似乎承认了琉球属于日本，为此后日本吞并琉球埋下了伏笔。这正是大久保利通所设圈套的主要目的之一。《会议凭单》规定，中国先向“日本国从前被害难民之家”支付抚恤银十万两，日本在台军队应于12月20日全部撤走，到那时中国将为日本原在该处修道建房等件支付四十万两。签约第二天，大久保利通就离京赴上海，从上海税关取出白银十万两带去台湾。然后大久保利通经厦门去台湾，16日到琅峤，第二天就派福岛九成到台南面见沈保桢，提出“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