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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5年，原在西康学经的僧人仲敦杰微迥乃前来阿里，特请原拟返印的阿底峡去卫藏弘教。稍后，鲁梅四柱弟子之一的向那囊多吉旺曲等又共议派出代表去迎请阿底峡，终于自布让抵达卫藏。
阿底峡在卫藏传教9年（1045—1054），先后到过桑耶、拉萨、叶巴、盆域、聂塘等地。从他学法的人很多，枯敦。尊追雍仲、俄。雷必喜饶和仲敦巴等，都很著名。仲敦巴随阿底峡时间最长，所学教法最多，是阿底峡最好的继承者。1054年，阿底峡卒于聂塘。次年，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1056年，他的弟子们在聂塘为他修建了古朋寺和卓玛拉康，以示纪念。1076年，古格王朝又在托林寺举行纪念大法会，史称“火龙年法会”（是年为藏历火龙年），康区和卫藏地区都有佛教徒参加，实际上成了全藏佛教徒的代表会议。
阿底峡到达卫藏地区，是佛教复兴势力由阿里进入卫藏的标志，在西藏佛教史上称为“上路弘法”。阿底峡的主要作用，是使当时混乱的佛教教理系统化，使佛徒的修持规范化。
佛教史
第八章 藏传佛教的再兴及其向国内外的传播（公元11—18世纪）
除上、下路弘法外，西藏还有其它一些复兴佛教的活动。
公元10世纪后半期，有一个名叫弥底的印度僧人流落在后藏达纳（谢通门县），为人牧羊。后被一位译师索南坚赞发现，请到曼垅，向他学习佛法。
弥底在这里学会了藏语文，就到康区的丹垅塘地方讲授《俱舍》、《四座》等显密经论，从事翻译，并用藏文写了一本著名的藏文文法书《语言门论》弥底的门徒很多，其中最有成就的是赛尊、噶当派创始人仲敦巴以及枯敦。尊追雍仲等。10世纪末到11世纪初，康区也形成了一个研习佛学的中心。
原吐善王室逃亡阿里的尼玛衮，有兄扎西孜巴，在后藏拉推（昂仁附近）
自立，他的后裔逐渐强大起来。当鲁梅同时代的藏僧洛敦。多吉旺秋在后藏建寺收徒时，扎西孜巴的后裔也请了洛敦的门徒到拉推建寺度僧。洛敦门徒为发展拉推佛教，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选派青年去印度留学。其中一名叫卓弥的青年，在超岩寺攻读8年，学习戒律、般若和密法，后又到东印度学习4年，从般若因陀罗茹箕专习密法和“道果教授”。“道果教授”是藏传佛教中一种重要密法，后来成为萨迦教派的主要教法。
卓弥回到西藏后，在拉孜、萨迦一带建立了牛古垅寺。他又从印度请来迦耶达惹论师，5年中供奉500两黄金，继续从学“道果教授”。卓弥精通梵文，翻译了《喜金刚》、《金刚幕》、《三补札》等密教经典。当时传习密法，需要学徒提供财物“供养”，卓弥所收门徒不少，索取的黄金也多，因此有些人只好舍近求远，直接到印度留学。卓弥的门徒中，有宁玛派始祖素尔波且，他曾向卓弥供奉百两黄金，学习“道果密法”；萨迦派始祖贡却杰布、噶举派始祖玛尔巴，也曾向他学习梵文和佛法。
总之，从公元9世纪中到10世纪后半期，西藏社会经过百余年的混战局面，逐渐稳定下来，佛教在康区、卫藏和阿里都得到复兴和发展，尽管在政治上仍然是分散割据。到阿底峡进藏时，僧人已达到数千；藏文译经事业，尤其是在修订旧译和介绍晚期密教典籍方面，有了很大发展。
新兴的佛教具有许多新的特点，首先，它依然受到吐蕃贵族的支持，并转变成了抗拒伊斯兰教东进、稳定割据形势和推进封建化的思想支柱。其次，权势贵族进入僧侣集团，开创了僧侣驾凌和支配世俗政权的先声，为此后确立新的全藏性的“政教合一”体制准备了条件。第三，强化了寺院和僧侣作为社会独立实体的地位，再次承担起社会教育和发展文化的职能。僧侣们从事传教弘法、诵咒防雹、念经止疫、超度亡灵、禳灾修福等，都要收取大量布施，特别是教授密法，索价之高，有时令对方倾家荡产。他们的文化水平较高，掌握医术、历算、历史、哲学、文学等知识，既是吸取外来文化，创造本土文化的主体，也是教育青少年识字启蒙、传播文化知识的主体。在有些地方，他们出面调解头人间的大规模械斗等，成了实际的行政长官。由这样的僧侣把持的大寺院，形成了当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多功能中心，制约着西藏社会的发展进程，影响异常深远。最后，佛教之所以具有这样强大的威力，与其吸取传统苯教的内容，变更外来佛教的形式，得以深入广大民众，有极密切的关系。
11、12世纪，有一大批青年苯教徒转作佛教徒，这是佛教本土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所谓藏传佛教，主要就是对这些特点的概括。
佛教史
第八章 藏传佛教的再兴及其向国内外的传播（公元11—18世纪）
西藏长期分散割据的形势，导致不同地区自立政权间的不断斗争，也促进了地区间的竞争和多方面开发。10世纪以来，农业有了较大的发展，手工业和商业开始兴起，特别是在河谷地带。阿里的定日、聂朗，后藏的拉孜、古尔莫等地，已形成商业市场；阿里的古松、北部的洛丁等地则开矿采金。
社会财富有相当的积累。据统计，仅由藏赴印留学的150余僧人，即化费黄金11万余两。在这些经济区域，佛教势力与地方领主结合为一，形成了许多各自为政的政治文化中心。这是滋生佛教宗派的主要原因。
在这个时期兴建的寺庙仅卫藏地区即有200余座，且多由地方封建领主把持。寺主与领主相兼，成为地方世俗势力与佛教势力结合的据点。例如赴多康学法的诸僧中鲁梅。粗赤喜饶回卫藏后当了噶琼寺的寺主，热西兄弟当了格杰南玛林寺寺主，章。意希允丹当了康松桑康林寺寺主，巴。楚臣洛追兄弟当了桑耶寺寺主。后来鲁梅又进到拉萨纶区，在卫地上部的那摩修建了恰德乌寺。鲁梅的弟子向那囊多吉旺曲修建了杰鲁来庙，由此形成“向系”，翱绛曲琼乃修建叶尔巴哇让寺，形成“俄系”；兰耶歇喜饶修建加赛岗寺，形成“兰系”；主梅粗赤琼乃修建塘波且寺，形成“唐系”。此四系总称“鲁梅部”。
与此同时，赴多康学法的卫地僧人中，巴。楚臣洛追，在彭波修建南巴吉布寺，形成“巴部”：热西。楚臣旺秋在墨竹修建昌沃寺，形成“热部”；章。意希允丹在彭波修建恩兰吉莫寺，形成“章部”。这样，鲁梅、巴、热、章四部逐渐在拉萨地区发展起来，成为藏传佛教的骨干力量。当然，类似情况在其它地区也存在。
多财富和多职能寺庙的建立和稳定发展，特殊地增强了师徒间的传承关系，有些寺庙，甚至只在自己家族内授受继承。甲律师（1091—1166）在须浦地方建立了一个以讲授戒律为主的寺庙，他死后，其侄子饶却旺继任该寺堪布，此后，饶却旺家族便世代统治着须浦地方。由于一些本来就是具有特权的吐蕃贵族后裔，出家后取得寺院的主持权，更加保证了本家族在该地区的统治地位，如萨迦昆族、帕主郎族等。这些因素很容易造成带有宗法性质的宗派观念。
当时传入西藏地区的印度佛教，显密均有，流派很多，他们各有传承，自立门户，逐渐形成自己特有的教理和修持方法，这也是促进西藏佛教宗派观念强烈的重要原因。
总之，西藏佛教特殊强烈的宗派观念，来源于各地寺院在政治、经济利益上的矛盾和教义修持上的差别。它的进一步发展，就是全面对抗，以至发生军事冲突。据藏文史籍记载，从11世纪中叶至12世纪初，前述鲁梅、巴、热、章四部之间就多次有过战争。1106年，鲁梅部与巴、热两部在桑耶交战，桑耶寺被焚毁，后经惹译师多吉扎修复。1160年，四部又在拉萨、雅隆、彭波等地混战，大昭、小昭、昌珠等寺部分遭到破毁。大小昭寺后经修复，另由当时经济、军事实力最强的佛教首领贡塘喇嘛尚①照管。这样的争斗在其它地区寺院间也屡有发生。西藏的诸大教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逐步形成的。
11到12世纪由“三素尔”创建了“宁玛派”。1057年，阿底峡弟子仲①贡塘喇嘛尚系蔡巴噶举派创始人。
敦巴建热振寺